警察组织证人培训讲座启疑窦

　　9月25日开庭时，律师们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警察局要为作证人的警察专门开一个培训班？

　　在法庭审讯整个开始前，所有要到庭作证的警察都被请到锡滕森市所在的下萨克森州首府汉诺威的州刑警局去，参加了一个以“在法庭上作证”为题的讲座。讲课的人是一名女检察官。

　　10月12日庭审时，10名律师(5名疑犯，每人配备两名律师)认为，一整天的讲座，不可能只是告诉将要出庭作证的警察们，应该如何在法庭上遵守法律。站在证人席上的一名警察解释说，那个讲座只是告诉他们，在法庭上要讲实话。律师们的阵营一下子热闹起来，来自不来梅的律师罗瑟说：“这一点小学生都知道，根本就不需要为了这一个道理办一个讲座。”另一名律师说，如果所有疑犯的律师也把将要出庭的证人都召集起来办个讲座，那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但警察们对讲座的内容都不愿多说。他们多半说：我已记不清了。最后，女法官也表态说，她对律师们对这个问题紧追不舍能够理解。律师们认为，如果警察有统一口径的嫌疑，他们的证词的可靠性就要打上问号了。

　　救护人员叙述现场情景

　　10月24日，法庭主要讯问了当时的医院救护人员。这天的当地报纸Zevener Zeitung也提到了5名被捕的越南人的名字(姓则以起首字母代替)：Trong Duong D.，Phong D. C.， Van Hiep V.，Van Phuong V.，Quoc Thanh N.。

　　救护助手K先在证人席上叙述了他们刚进入年余酒楼时见到的情景：吧台后躺着两个女人，都被捆绑着，已经死亡。一个女孩子躺在其中一名女子的胳膊里，身体被桌布包着。他们可以看到孩子的脑袋和肩膀。这个女子的身体压在这个孩子身上。K把那女子挪开一些，以便把孩子拉出来。孩子的身上全是鲜血。接下来，救护人员W检查了一下，看看孩子是否受了伤。检查的结果是，孩子丝毫没有受伤。

　　然后，救护人员陈述道，他们发现了旁边一个关着灯的房间(储藏室)，于是他们要求警察去看看那里是否还有人。那名警察这才去查看，在那个房间里又发现了一具死尸，一件毛衣裹在他的脑袋上，他被捆绑着，全是鲜血。

　　他们把孩子交给警察看管。一会儿后却发现孩子在餐馆里奔跑起来。他们赶紧拦住她，W把她抱到沙发上，让第二辆救护车的人员看管。然后，他们发现储藏室里那血泊中的人还活着，“他的大脚趾和双手被捆着”，“看不出脑袋上是否有伤，但他血流得很厉害。”他们就把他送上了救护车，送往医院。

　　由于不能排除还有凶手在这幢房子里的可能性，他们没有检查其他死者。他们抱怨警察在当时很不负责任，“他回答不了任何问题，就拿着个相机跑来跑去，也不给我们任何应该给我们的安全保护。”

　　然后，律师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K和W这两名救护人员的证词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于是律师问两名救护人员，警察当时向他们提问时是分别提问的，还是在一起。两名救护人员说，当时他们都坐在一个房间里，只是警察分别向他们提出了问题。于是，这笔帐又得算在警察头上：至少这种讯问方法是很不专业的，不负责任的。

　　律师爆料：疑是从犯之一此前可能刚在埃森作过案

　　在11月12日的庭审中，出现了一件罕见的事情：两名不来梅的律师(罗瑟和海姆萨特)“揭发”，说是4名疑是从犯中的一人完全可能在1月21日(即锡滕森血案两周前)参加了北威州埃森市的一起至今未侦破的抢劫案。

　　这两名律师提出的根据有两个：一是埃森案与锡滕森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二是这名疑是从犯的手机。这个手机在他被捕时就被没收了，上面存着他发给埃森受害人的短消息。两名律师说，他们是从已达4万页的调查材料里发现这个情况的。而警察、检察院至今并没有发现。此外，他们还引证了一名越南证人刚提到的情况：生活在不来梅的越南人在传说，这名所谓从犯拥有的一台手提电脑是他从埃森抢来的。

　　这件事情听上去很奇怪：律师为什么要揭发疑犯，而不是为疑犯辩护？地方报纸的报道分析道：如果这个所谓从犯的埃森犯罪事实被证实，那就推翻了至今为止的一个判断：所有7名受害者都是现在被认为主犯的人开枪杀害的，而且是他一手策划的。这么看来，这两名律师应该是这名被认为是主犯的人的律师(报道中没有说)，他应该是为这名主犯减轻罪责。

　　庭审中还发生了一个也可以说是奇怪的情况：那名越南证人正是案发之初警察请来给专案组当翻译的人，而他早就跟所谓主犯和他的弟弟认识，也认识被认为先前在埃森也犯了案的那个人。

　　这个证人说，他在90年代就认识这几个人，是在他当助手的不来梅基督教会里认识的。那是他还是大学生，他是学习建筑工程的。他说，那名所谓埃森疑犯给他的读书过程以很大帮助，“他像对一个大哥哥那样的尊敬我。”他把疑是主犯描绘成“敬畏上帝的、内向害羞的、有良心的人”。不仅是他，那个教会的负责神父和负责监狱中灵魂照料的神父也把这名主犯描述成“正直的、信教”的人。(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