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外资企业纷纷撤离中国。如2007年广东省有244家外商投资企业撤离；在珠三角，8万家港台企业中，目前有37.3%计划搬离；而在北方，已经有103家韩资企业“无故撤离”山东。外企的新动向引起了中国官方和普通百姓的关注。

　　美国经济学家弗农认为，产品及其生产技术有一定的发展周期，这决定了生产地点的变动。区域经济学者把这种工业生产生命循环理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认为一个产业区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也遵循这个一般秩序，即从年轻到成熟，再到衰老。毫无疑问，目前，我国经济就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换和调整时期。特别是在沿海发达地区，新旧经济增长方式、成本与收益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经济转型和产业结构的更新换代已经迫在眉睫。

　　显然，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这种空间的扩散是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在产业发展模式上，最有解释力的，是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雁阵形态论”，其中的“雁阵形态变化形”，就是专门用来研究产业的国家间转移的。

　　以棉纺业为例，一开始，日本棉纺业的技术、产品是从英国引进的，日本以廉价劳动力为武器，不断提高出口竞争力，并逐步降低英国棉纺业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1960年前后，日本劳动力由过剩转为不足，劳动力价格开始上升，棉制品的出口竞争力下降，日本棉纺业被迫转移到了韩国、中国香港及台湾等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20世纪80年代以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则使得棉纺业再次转移到了中国和东盟国家。

　　这种产业的国家间转移并不是无序的，而是依次从纺织工业到化学工业、钢铁工业再到汽车、电子工业，其中，跨国企业是主角。后起国家从接受产业开始，从进口替代到出口替代，这不但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具体过程。这个转移过程如果用曲线绘成图形，在图表上呈现出来，就是一个倒“V”型，就像一群大雁结成雁群在空中飞翔。

　　产业在国家间的转移，从而产生国际性的产业结构连锁变化，这一变化与各国和地区比较优势结构的变化是相对应的。阿瑟·刘易斯在分析劳动密集型产业空间转移现象时认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非熟练劳动力不足，劳动力成本趋于上升，这种成本变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现在，珠三角的“企业成本上升”，无疑是这一轮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原始动力。

　　目前，中国的珠三角地区已经高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成为世界级的制造中心，同时，产业结构高技术化、重型化趋势日益明显。通观珠三角的产业发展历程，我们知道，珠三角是建立在劳动力廉价的基础上。但固守这种发展模式，必将使珠三角处于从属不利地位，甚至落入“比较优势陷阱”。

　　产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基于这种认识，作为产业转出地区，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而不是消极阻挠。对于许多企业的相继撤离，有人曾将其归咎于《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在《劳动合同法》还在起草的时候，有跨国企业人力资源协会的代表就称：“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我们将撤资。”

　　但中国的劳动力不可能永远廉价下去，如果引进外资不能给广大国民带来看得见的福利，那么，引进外资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企业，就让它撤出好了。(彭兴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