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过劳死说再见，日本做了啥？

　　过劳死曾是日本职场的一种频发现象，就像一根鱼刺，让日本政府如鲠在喉，也吸引着全世界关切的目光。

　　但近年来，日本官民联手，致力于解决过劳死问题，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预防过劳死，日本都做了哪些努力？

　　频繁加班曾是家常便饭

　　过劳死的发源地就在日本，1981年，公共卫生学者上田铁之丞和田尻俊一郎共同编写了一本书叫做《过劳死》，在书中作者提到过劳死时将之描述为“因强烈工作压力引发的致命性疾病发作”。

　　“二战”结束，从一片废墟中走出的日本，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这其中有什么秘诀？很多研究日本的学者都把这样的转变归功于日本员工以公司为家，兢兢业业的精神。

　　1947年，日本出台了《日本劳动基准法》，明确规定每天工作8小时。但很少有公司真的做到了让员工每天工作8小时，频繁加班是家常便饭。

　　我的大学老师青木裕子曾和我聊起过，她的丈夫是丰田汽车工厂品检车间的领班，每天加班到凌晨1点才回家。而她的哥哥是一家大型餐馆的厨师，因为高强度工作及频繁的职务变动还患上了抑郁症，多次尝试自杀。

　　《读卖新闻》曾报道，日本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小时，比德国人、法国人长400小时。20岁到50岁的日本劳动者中，42.6%的人平均每月无偿加班约16.7小时；85%的全职员工加班，20%的人每周工作超过60小时；　大约一半的人加班不会获得额外工资。

　　《不寻常的市民生活》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述：“忙碌的工作就像因参战而烙在身上的伤痕一样，那是男人的勋章。”经济泡沫时期，如果丈夫晚上10点之前回家还会受到妻子冷落，邻居们也会投来同情的目光。大家都认为这家的丈夫在公司不被重视，没有做重要的工作所以也不用加班。

　　1969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例过劳死案件，当事人是一名29岁的雇员，职业是报纸发行员。在一心追求经济增长的日本，此事未引发太多关注。直到上世纪80年代，数名正当壮年的企业界高管人士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亡，日本媒体才开始关注这一新现象。

　　随着公众关注度的提高，1987年日本劳务省开始对过劳死进行统计调查。1988年，日本律师、医生开设的“过劳死110报警电话”活动，让过劳死这个概念在日本人心中扎下根来。据“过劳死律师团全国联络会议”代表干事冈村亲宜回忆：“一开始在日本全国仅开设了7处电话中心，且完全是短期尝试性的，但没想到一开通电话就被打爆，前来咨询的人络绎不绝，于是很快便在全国普及开来。”

　　立法改善过度劳动

　　如今，日本社会的共识是：过劳死是无法容忍的社会阴暗面。为此，官民联手，合作治理这一老大难问题。

　　日本于2001年12月出台的 《关于脑血管疾病与虚血性心脏疾病认定标准》、2002年2月颁行的《为防止因过度劳动导致妨害健康的综合对策》两部规章，以职业疾病、劳动时间为着眼点，规定了定期健康检查、带薪休假、加班最长时间限制等多项内容。

　　2014年6月20日，日本史上首部“将防止过劳死对策作为政府的任务”的法案《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在日本参议院获得全票通过。这项法案由日本跨党派议员发起，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政府要开始监督所有企业，并动用国家力量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解决过劳死问题。

　　法案一经颁布就很受瞩目，人们都期待着通过这个法案改善日益常态化的过度劳动。法案还列举了政府对于过劳死应当采取的一些基本措施，如调查和研究过劳死的实际情形、对国民进行教育和宣传、建立企业内管理员工健康的医生商谈制度等。此法案还规定并指明，政府必须对企业用人进行监管。

　　随后，日本诸多民间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以学者为主组成的“精神压力疾患劳灾研究会”、律师组织的“过劳死全国联络会议”、过劳死亲属成立的“过劳死遗族会”。民间各阶层合力解决过劳死问题，居功至伟。

　　2014年，50万日本人签署请愿书，呼吁政府解决过劳死问题。当年，日本政府也实施了大动作，将避免过劳的相关规定强行立法，称《过劳死等防止对策推进法》。

　　一旦过劳死事件发生，应该如何赔偿？去年圣诞节期间，日本就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位自杀女员工的家属把公司告到了法院。

　　女员工高桥茉莉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系，去年4月进入电通广告公司工作，负责网络媒体广告工作。她加班最多的一个月工作时间达到了130小时，去年10月至11月间加班达到105小时，导致心理承受力达到极限后精神出现问题，圣诞节在公司员工宿舍内自杀。高桥曾称自己每天睡眠时间不足2小时，这样下去“真是比死更痛苦”。和民集团承认高桥自杀是因过劳，并向家属道歉，还支付1.3亿日元损害赔偿。

　　如今，在日本，劳工意识普遍升温，劳工权益也在逐渐抬头。今年10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首部《预防过劳死对策白皮书》，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每年向国会报告过劳死情况以及过劳死对策实施等，借此促进企业解决过劳死问题。该白皮书汇总了日本企业员工过劳死、过劳自杀、长时间劳动等实际情况，并规定日本政府有义务每年向国会报告过劳死情况以及过劳死对策实施等。

　　设有“监督官”巡视检举

　　2014年，日本厚生劳动省曾对日本主要的5000家企业进行调查，这些企业要么有过员工过劳死的现象，要么就被民众投诉曾迫使员工长时间工作。这些企业多是日本大的制造企业，像日本汽车企业如丰田、本田等。

　　果然不出所料，调查显示，这批企业里80%存在员工工作时间过长与过度疲劳的情况。日本厚生劳动省立即勒令相关企业整改，整改后，需向政府上交报告，汇报整改后的状况。厚生劳动省甚至还专门设立“劳动基准监督官”一职，来巡视和检举日本违反规定的企业。

　　目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制定预防过劳死措施主要有四大项：加强对过劳死案例的研究、设置劳动条件咨询窗口、提升企业和民众对预防过劳死的认识、政府支援预防过劳死的民间团体。

　　“准时停电”防员工加班

　　现在，日本人正努力和过劳死说再见。在日本政府的推动下，日本大企业纷纷推出措施，削减员工过长的工作时间。在日本，长时间的工作被认为导致了过劳死、生育率低、效率低下等诸多社会问题。而日本紧缩的劳动力市场让员工在劳资谈判中拥有了更多的筹码。

　　大型网络证券公司 Kabu.com开始在公司推行“内部通货”系统。该公司设定了内部通行的货币单位“大入”，假如员工某一天不加班就回家的话，公司将会奖励“10大入”。在公司附近的餐馆等场所，该虚拟货币可以当作现金券使用。举个例子，公司员工只需要出示智能手机上的“500大入”的余额，500日元的午餐就可以免费享用了。餐馆把消费证明提交给公司，就可以从公司结算500日元。

　　位于大阪西郊兵库县的一家叫做SI的IT 企业，在日本首次实现对“工作效率”的量化评价，并应用到日常业务之中。例如，某家公司委托该公司创建一个主页。那么在下午3点之前完成工作任务的SI员工所获得的奖金，比下午5点才完成的员工要高得多。并且，如果下午3点就收工的话，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回家。因此，在SI，所有的员工都争分夺秒地工作，并早早地下班。

　　据说，去年SI的人工费比上一年度增加了4%，同时销售业绩上涨了16%。换言之，比之工作时长，工作效率要重要得多。

　　贸易公司伊藤忠商事希望能用更早的下班时间吸引应届毕业生的加入。而打印机制造商Ricoh禁止员工在晚上8点以后工作。优衣库的母公司迅销集团正考虑推出四小时工作日，以吸引那些想要平衡生活和工作的潜在员工。

　　迅销公司首席执行官柳井正说：“即使工作时间很短，我们仍将向高产出的员工支付更多的薪水。长时间的工作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好的表现。”

　　机器人制造商Fanuc正计划将其公司的健身房规模扩大一倍，并新建一个网球场和一个棒球场，以吸引新员工加入。

　　此外，日本的很多其他企业也制订了一些措施防止过劳死。比如，大阪的一些大企业采取“准时停电”的措施来保证员工8小时工作时间。一到下班时间，公司大楼的电源就会被切断，让那些想让员工加班的管理者也没办法；还有些以销售为主的公司聘请专家帮助员工减压，设立情绪发泄室，在屋里摆放摔盘子、挤毛豆、机关枪扫射等游戏的道具，帮员工发泄不良情绪，疏导压力。还有的公司为了减少员工加班现象，重新调整了员工和管理者的工作量分配。

　　仪器可测“疲劳指数”

　　工作时间可以量化，身心状态如何查询？

　　日本人还首创了“疲劳学”，并且想出了用高科技量化“疲劳”的办法。

　　不久前，在横滨召开的“国际疲劳学”研讨会上，我看到数家日本企业都在展示他们开发的“疲劳测试仪”。这些测试仪大多只比智能手机大一点，把双手食指放入仪器两边预留的孔，再按一下测试按钮，一分半钟以后，联网的电脑上就能显示出被测试者的“疲劳指数”。

　　这种测试仪主要是通过测量心电、脉搏等数据，评估出人自律神经的强度和交感神经与副交感神经的平衡状态，再将检测结果与大数据进行对比，最终得出“疲劳指数”。

　　本来“看不见”的精神压力和疲劳感，通过与同龄人的标准状况进行对比，就能一目了然。一旦“疲劳指数”超标，就可以提醒人们多休息或进行心理干预，从而防止疲劳进一步恶化为抑郁或生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