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新兴经济体，在汇聚世界精英的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相比之下，华裔人士在竞争中有何不足？

　　“电脑就是来拯救印度的”

　　自2000年以来，印度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业最大的承包国。华尔街各大公司将大量的职位迁移到了印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间，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势不可挡。现在，印度有些软件公司单编写程序的工程师就超过5万人，而中国的软件公司，大概还没有一家的员工总数能超过5000。

　　印度人能立足于华尔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印度人将信息技术行业看成整个国家，乃至于整个民族出头的绝好机会。一个印度同事曾经亲口告诉我：“The　computer　is　made　to　save　India.”(“电脑就是来拯救印度的。”)

　　印度人的团队精神特别体现在善于利用传、帮、带上面，说得夸张一点儿，真有些兵团作战的感觉。据我观察，在美国的印度技术人员，通常是一个业务高手先把活儿承揽下来，然后再招聘两个新手；高手分配活计给新手做，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出去再带新人，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我找工作去面谈时，只要见到印度人心里就会嘀咕：“肯定没机会了，印度人不往死里‘整’你是绝不会罢手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留住这个位置来安顿自己的同胞。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技术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一旦当上经理，他们就有雇人的权力，这样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便全是印度人了。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难怪街上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

　　“我们中国人为何如此心虚？”

　　印度人崇尚“团队合作”，中国人则偏爱“单打独斗”，从前的我大概可以算是后一类的典型。我的许多朋友也都没有印度人那样的野心，常说：“我也不想当经理，英语不如人家没法管。这家不做做那家，只要有份好工作就行了。”起初，我的想法和他们一模一样，不想要行政级别，只对技术情有独钟，觉得好像能力越强，被裁员的危险就越小，找新工作也越容易。直到有了几次跳槽的经历后，我才意识到这种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

　　2005年初，我到美洲银行上班之前，花旗银行证券部刚好也要招人。安排我前去面谈的“猎头”名叫韩伍，是个越南裔美国人。我们通电话时，他先向我抱怨了一通对白人横行华尔街的不满，又说起中国经济翻天覆地的变化，还说假如越南像中国这样兴旺，他一定回国。谈到关于面试的情况时，对方兴致勃勃地介绍道：“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博士，水平相当高。加上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你的资历也符合他们的标准……”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实力到位，中国人总会帮中国人的，他这笔生意是稳拿了。

　　带着他的鼓励，我信心满满地踏进了花旗银行的大门。第一轮和我面谈的是三位银行的组员，其中还有一个中国人山姆，都对我印象不错。这下韩伍兴致更高了，立刻安排我去见那位博士组长。

　　第二次去花旗时，我早到了15分钟，在会客室坐得有些不耐烦，便伸出头四下张望，刚好发现山姆过来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文同种，我赶忙跨上一步想同他套近乎。不料对方看到我就像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实在莫名其妙！那位博士组长倒是很和善，浑身散发着书生气，一路聊下来给我的感觉很好。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着韩伍的消息，估计他很快就会给我安排第三轮面谈，然而电话却没有如期而至。次日中午我正吃着饭，手机终于响了，只听韩伍气恼地质问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简直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博士偏说不合适。我逼问了半天，竟然是因为‘顾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你说这算什么理由？好端端的一桩生意就这么弄丢了。”我顿时感到失望至极——抱团儿工作本是件好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如此心虚呢？

　　单打独斗让华裔同事们吃亏

　　随着时间推移，我进一步发现自己身边的许多华裔同事都吃过“单打独斗”的亏。进美洲银行的第二年，隔壁的小组来了位名叫格林的清华高材生，是从大摩(摩根斯坦利)跳槽过来的。此人的独立人格意识特别强，脑子反应快，做事效率也极高，精确完美到无可挑剔。格林在华尔街已经奋斗了八九年，早在大摩就是部门里的骨干，但凡碰到技术难题都是他最快解决的。

　　格林的组长是个名叫佩德的爱尔兰人。佩德从欧洲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出来进入伦敦的分公司，后被派到纽约，不到三年就升到了组长，常常指挥格林做这做那。问题在于，如果佩德指挥得当，格林当然口服心服；可他时常出错，格林提出指正还不服气。更过分的是，这家伙总是把组里的业绩全部套在自己的头上，出了错却怪罪格林不按他的方法做，两人工作上的矛盾便由此渐渐加深。

　　到了年底，组与组之间交叉评比时，佩德那一组的业绩落在了后面，他就在给下属写评语时，批评格林“不听指挥”。这一下格林可不服气了——他平时指正佩德的错，恰恰保证了小组按时完成任务，还有什么比时间更宝贵的？于是，格林便把情况层层上报，终于得到了公正的待遇，年终奖的红包一分不少。

　　不过他心里也清楚，若是继续待在这个组里，不但工作热情大受影响，而且心情不畅，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谁知事情过去不到两个月，还没等找到好去处，公司发来的下岗通知反倒先一步摆到了他面前。这位老弟隐隐感到事出蹊跷，可又没证据，打官司又怕耗不起，只得一走了之，暂且咽了这口气。

　　经过两个星期全力以赴的求职，格林得到了花旗集团的口头聘约。为确保拿到这份工作，也为了防止美银那段不愉快的争执坏了好事，格林没有把此事的详情告诉新东家。结果麻烦还是发生了，花旗银行的审查人员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格林停职在家，加之他没将这一信息告知人力资源部门，便考虑收回聘约。情急之下，格林终于动用了法律武器来维护权利，他花重金请律师写了证明信，详细陈述了自己在美洲银行的职位、工作表现以及离职的前因后果。美国到底是讲法治的国家，经过重新调查，花旗银行的聘书终于送到了格林手中，让他虚惊一场。

　　华尔街上同样讲究“拉关系”

　　格林的境遇又使我联想到从前的几位顶头上司。比如“黄”(他是拉美裔)，他引领我进入华尔街，教我懂得了这里的游戏规则。然而，尽管他熬了这么多年，却始终没能升至和自身能力与资质相称的职位，无奈之下只得主动辞职，自己开了家顾问公司。前不久聚餐时，他私下对我抱怨：“大家心知肚明，我和你一样，皮肤的颜色还不够白，所以关系难找啊！”

　　这番话对我触动很大。的确，我对搞人事关系一向憎恶，朋友们也都有类似的想法，觉得到美国来不就是想逃避中国复杂的人事关系吗？殊不知，在华尔街的精英圈子里，实际情况远不像我们原本设想的那样简单。

　　中国人喜欢靠自己的本事吃饭，厌恶媚上欺下，而印度人就能够与上级“处好关系”。许多印度同事喜欢拍马屁，上级如果说哪件事怎么样，不管是对是错一概随声附和，见风使舵的功夫已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另一方面，他们又特别心齐，只要有同胞被辞退便会集体走人。像我从前的一个印度同事桑贾夫，在被部门经理炒了鱿鱼之后，立刻带领他手下的干将们投奔到JP摩根大通他从前的印度老板那里。两年前，我离开瑞士信贷银行准备跳槽，其间也去过JP摩根大通面谈，岂料出来见我的正是桑贾夫，结局自然可想而知。

　　或许有人会说，像我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类似的事我听到碰到的并不算少，套用统计学的原理，无论怎么选样，这种情况都在正态分布之间。可见，中国人或许都怕做那个好心的“农夫”，生怕救活的“毒蛇”苏醒过来之后，反咬一口害了自家性命。可反过来，印度人就敢大言不惭地放话：“如果不是身份限制，华尔街早晚有一天会被我们占领！”有时想想，这真有些悲哀——身处异乡，要是中国人都不肯帮助自家同胞，我们又能指望谁来帮自己呢？(陈思进　雪城小玲，节选自《独闯华尔街》，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