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旅日华侨二世，曾德深既是华商，又是侨领，更是社会活动家。曾德深对生于斯、长于斯、人生起航于斯、自我实现于斯的横滨中华街感情深厚，并以此为基点，参与到为侨界服务、为社群奉献、为中日交流添砖加瓦的历史长河中。中日邦交正常化35年来，中日交流的规模和成果一日千里，横滨中华街也由一个旅日华人的聚居地发展成为闻名世界的全球最大的China Town，成为日本社会国际化的象征。

　　35年来，曾德深和他的伙伴们继承了父辈的奋斗、创业和扎根精神，紧追中日交流的时代潮流，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额完成了自己这一世代的使命，但他们依然锲而不舍地努力着，日积月累地建设着，使横滨中华街成为代表华人社会、炫耀日本社会的一颗明珠，也成为中日交流与融合的象征。

　　谈到中日交流，曾德深的观察视角不同寻常。在他这个华侨二世的理解中，中日交流并不限于中国人与日本人的跨国交流，同时也体现在旅日华人与当地日本人之间的日常交往与文化融合。中华街的形成与发展，就是这种交往不断深化的历史成果。曾德深颇有感触地表示：日常交往是友好交流的基础。

　　一、为二战历史悬案寻找一个答案

　　曾德深认为，交流并不是隆重的、孤立的，高不可攀的，而恰恰是融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比较二战期间在美日侨与旅日华侨的不同遭遇，曾德深从日常交往中找到了答案。

　　曾德深很早就注意到这样一段历史事实：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政府建立起集中营，强制收容了美籍日裔或在美日侨，这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污点。直到最近几年，美国政府才对这个做法表示谢罪。但日中战争打了14年，在日华侨却没有遭到专门的强制收容，这是为什么呢？战争期间，在日华侨华人约有2万人。日本军队从中国大陆强掳劳工来日做苦工，却没有对在日华侨华人下黑手，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曾德深认为，横滨自1859年开港以后，就有中国人陆续来到日本。第一代中国人，也就是他们的父辈来到日本，较多分散在横滨、神户、长崎等地生活经营，与当地日本人打成一片，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紧密联系和信赖关系。所以，即使在战争期间，警察当局对在日中国人的移动比较敏感，比如华侨从横滨到东京需要警署签发通行证，但日本社会对华侨没有敌意，普通日本人依然把华侨看作隔壁的邻居、通婚的亲家、经商的伙伴。这种从日常社交中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依赖，可能是旅日华侨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后，日本全国一片废墟，社会进入大饥荒时代。生活在中华街的华侨华人作为战胜国侨民，相对容易得到生活保障，但他们没有趾高气扬。当时，油、糖、盐、粉等食材都实行配给制，日本人没有饭吃，到中华街就有东西吃，这成为一个惯例。中华街能够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同这些外表上看不出来的日常交往是分不开的。同样，横滨的中华学校，能够坚持办校100多年而没有中断过，也离不开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支持。

　　二、推进民间交往　中日关系不会太离谱

　　小泉执政五年多，中日政治关系很僵硬，两国民间滋生出互不喜欢互不相信的感情，“嫌中”和“嫌日”情绪蔓延在上升，这是真正的危机。曾德深回忆说，1972年以前，中日交流以民间为主；1972年以后，中日关系由政府主导。政府的立场当然是关键的，作用也是决定性的，但民间交往不能放任，友好基础不能松散。中日两国无论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只要民间存在着深厚的信赖关系，中日关系就不会太离谱。去年以来，中日两国推进高中生交流，就是值得大力提倡的好事情。

　　曾德深说，我们理解的中日交流不仅是政治交流，而政治交流也不只是中日政府间的交流。日本实行地方自治，分权化使得地方政府的发言权比较大，所以需要在地方交流上多做工作。旅日华侨华人与日本的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议员、地方团体加强交往，拉近关系，是非常有益的。

　　比如以前的神奈川知事名叫长洲一二，原来是横滨国立大学经济学部教授。他做学者时就关心日中交流，是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会员，理解并支持华侨事业。他当选知事后，提倡“民际外交”，促进神奈川县与辽宁省结成友好省县关系。又如现任神奈川知事松泽成文也关心侨校事业。他为中华学校赢得民族学校的资格问题，曾与文科省交涉；他曾亲自到中华学校与学生们一起上课，体验民族教育的氛围；他也关心中华学校新建校舍的选址问题，并向神奈川财界宣传民族学校对于国际化的重要性。

　　这些友谊和信赖关系，都是在日常交往中生成的，都是在他们当选之前经过日积月累建立起来的。所以，友好关系不是一蹴而就，不会凭空而降，而是细水长流，需要时间、耐性、工夫。

　　三、中华街发展史印证着民间交往史

　　曾德深对横滨中华街的发展史如数家珍，他强调中华街的生存和发展就是民间交往的重要成果。

　　横滨自1895年开港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外国人纷纷上陆。现在的中华街地区，当年是外国人居留地。由于江户末代武士常袭击外国人，日本政府为保护外国人而设立了封闭性的外国人居留地，所谓“关内”就是居留地以内的意思。经到40年后的1898年，日本政府才发布“内地杂居令”：日本人进入居留地，叫“入关”；外国人走出居留地，叫“出关”。“关内”也作为一个车站而留存下来。

　　横滨中华街，最早也叫“唐人街”或“南京街”，居住人口五六千人，中国人最多曾达6000左右。战后，中国人有四五千人，1953年建造“善邻门”时，这个街区正式命名为“中华街”。1972年以后，中华街有了很大变化和发展，一改普通居住区面貌，一跃而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商住街区和观光景区，这其实是华侨华人与日本人共同建设的结果。

　　战后，中华街因临近横滨海港，吸引了美军和船员消费，街区内酒吧繁多。日本人一度把鱼龙混杂、黑白并存的中华街视为危险地区。但近30多年来，中华街一步一步改变形象，商业繁盛吸引千客万来，建造关帝庙、十大牌坊和妈祖庙，大力提升文化品味。迄今，中华街已成为老少皆宜的健康、美丽、安全的国际化街市。

　　重要的是，中华街走向兴旺，源于华侨华人的努力，也与日本人的支持分不开。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人对中华街的好感度与中日友好关系呈正比。日本人愿意到中华街来观光、消费，感受中华情调；日本人愿意重新评价中华街，把中华街接纳为主流一部分，看成为社会的自豪，这都成为推动中华街建设成长的重要力量。所以，日常交往必不可少，中华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中日交往事业的一环。(来源：日本《中文导报》，记者：杨文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