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其它部分包括双方在香港组建合资企业和中信证券对贝尔斯登的投资，但它们不受中国监管机构的控制。而且，监管机构很可能将批准这次拟议的交易，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政策。

　　这是一个经过多年学习得来的、非常中国式的深思熟虑：请求批准可能意味着丧失良机。当唐伟第一次想到为贝尔斯登引进中国投资时，这是他生命中两个使命的自然结果：作为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并从中牟利。

　　对于中信证券的高层而言，唐伟是这宗交易得以推进的重大原因。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表示，其它曾经联系过他的美国公司，没有一个可以媲美唐伟的人。

　　中信证券的高管已经在利用唐伟对全球金融的洞察力。他们的主要担心之一，是如何抓住近期中国股市繁荣的机会，而不重蹈他们眼中日本人在上世纪80年代末繁荣时期犯下的错误。

　　唐伟表示：“他们看到野村等日本企业，想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野村证券是日本最大的券商。在中国高管看来，日本的银行与证券集团在80年代后期只差一点就能成为全球性大企业，但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机会。

　　例如，他们认为日本人在繁荣顶峰时期为资产支付了过高的价格，并因此受到批评。更重要的是，日本金融集团未能在海外招聘当地人，而是将日本人派往世界各地担任要职。

　　唐伟补充称，另一个担忧是薪酬这个敏感问题。他表示，中信证券的员工指出，前来商讨股票联合包销的外资证券公司员工，很多人曾在中国企业供职，但为了更高的薪水而离开了本土企业。

　　唐伟在中国长大，1982年，他跟着女友(现在是他的妻子)怀揣20美元去了美国。当时他18岁。他本身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海外工作可能多么有“钱途”。到了1992年，贝尔斯登首席执行官吉米·凯恩(Jimmy Cayne)任命唐伟在香港负责该公司的亚洲业务。

　　假如这笔交易通过审批，唐伟可能加入中信证券的董事会，并将是双方香港合资企业的两名负责人之一，继续扮演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角色。但他表示，他可能不会长时间担任这一职务，因为他想关注更大的问题，而不是去考虑“布置家具的风水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中信还没有决定谁将加入贝尔斯登的董事会，而这一美差已经成为了激烈游说的目标。

　　唐伟表示，这次联姻应该得到友好回应。“随着中国对外国竞争打开大门，政府想让本土公司变得更具竞争力，”他表示。“与此同时，他们明白，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本市场技术与产品。”

　　不过，当唐伟在18个月以前与中方首次展开谈判时，情况非常不一样。中国股市在令人失望多年之后，刚刚开始自己戏剧性的攀升。而贝尔斯登的股票当时表现强劲。

　　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随着中信证券市值的飙升，双方可转换债券的交换变得更加不平衡。

　　此外，随着贝尔斯登旗下两只对冲基金在今年崩溃，该公司在次级抵押贷款方面也存在很大的风险敞口，贝尔斯登的高管不得不竭尽全力，确保中信的投资不被看成是救援性融资。

　　在吸引中国投资者时，贝尔斯登首先联系了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的常振明。常振明来建行以前曾在中信就职。但到去年4月，当双方正在谈判的传言出现之后，高层非常担心美国可能出现的抵制反应，中方的支持者停止推进这笔交易。但是唐伟坚持了下来。当常振明重回中信时，唐伟将重点转移到了那里，并获得了中国中信集团原董事长王军的支持。

　　去年，唐伟帮助中信集团的另一个子公司募集了11.5亿美元，用于收购加拿大Nations Energy在哈萨克斯坦的油田。他还曾为其它中国企业帮过忙。在米塔尔钢铁(Mittal Steel，现为阿塞洛-米塔尔钢铁(Arcelor Mittal))收购湖南华菱集团37%的股份时，他曾担任华菱集团的顾问--当时，这笔交易是国际战略投资者对中国上市企业展开的最大规模的并购案。

　　唐伟可能还会再次扮演这种角色。如米塔尔所言：“任何想要在中国进行大型交易的人，都将听说过唐伟。”(记者：Henny Sender，译者：李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