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后古巴华人虽然在新政权下政治上处于和其他族群平等的地位，但同时丧失了自己历史上所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自主性，而这恰恰是古巴华裔的族群特征

　　《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在古巴革命中的经历》(Our Historyis Stillbeing Written: the Stories of Three Chinese-Cuban Generals in the Cuban Revolution)是美国左派出版社“寻路人”(Pathfinder)2005年推出的一本重要作品，内容主要是对今天古巴军队中三个身居高位的华裔将军的访谈。书的策划、采访和编辑是同一个人。出版社非常重视这本书，时至今日还在美国各地(尤其是华裔社群和大学)举办座谈会和其他形式的活动进行推销。由于书的内容涉及华裔移民在古巴的历史和在古巴革命中的作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应该有特殊的兴趣。

　　革命前古巴华裔社群的形成

　　这本书的书名就隐含了对所谓“历史终结论”的反驳。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东欧阵营瓦解、其他一些主要社会主义国家开展或深化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后，美国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为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宣布了20世纪形形色色的对抗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个人自由的革命和社会实验的失败。在这个意义上，意识形态的历史以自由主义的胜利而“终结”了。福山的这个解释理所当然地被很多左翼理论家视为西方在冷战结束初期作为战胜者一方的自鸣得意。在随后的讨论中，有很多论者指出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后冷战时期的种种意识形态问题，因此“历史”并没有“终结”；但在另一方面，对冷战时期和自由主义对峙的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终结”，除了一些声调高亢但内容空虚的政治声明，似乎还没有什么以事实为基础的有力反驳。因此，说自由主义终结了意识形态的历史根据不足，说自由主义打遍天下无敌手更是夸张，但说曾经和它对抗的一些主要意识形态之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是一个难以反驳的事实。

　　但是，《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恰恰是要在这后一个方面挑战“历史终结论”。它的目的是通过三个华裔古巴将军半个世纪的革命经历，说明古巴的革命在后冷战时期仍然在继续。这本书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华裔在古巴：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变化”。华人前往古巴始于1840年代。当时西班牙在古巴的殖民政府迫于国际社会废奴运动的压力，开始着手准备结束奴隶制，从中国引入了大约15万名契约劳工缓解奴隶制结束所带来的蔗糖种植园的劳工短缺问题。这些中国契约劳工到古巴后的境遇十分悲惨，契约上明文规定的报酬和福利得不到保障，劳动条件十分恶劣，实际境遇和黑奴十分相近。到了1870年代中期，清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展开调查，结果是和西班牙政府签约，废止契约劳工。余下的中国劳工中有相当大一批人在获得自由后留在了古巴，后来陆陆续续不断有中国人前往古巴谋生，组成了古巴的华裔社群，建立了中国城。

　　在《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中，华裔古巴人的身份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殖民统治和旧政权下种族歧视的对象、民族独立的参与者和1959年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受益人。换句话说，华裔古巴人要么是受苦人，要么是革命者和被解放者，这种阴阳身份转换以1959年为界。这些无疑是事实，但仅仅是一部分事实。华裔早在19世纪末就加入了争取古巴独立的民族斗争，赢得了包括古巴独立之父马蒂在内的古巴民族主义者的尊重。华裔对古巴独立的贡献在1959年以前就被古巴社会所承认。其次，更重要的是，华裔古巴人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成分和地位。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一样，他们发愤工作，通过个人奋斗和社群合作取得经济成功，他们当中有工商业者、银行家、餐馆老板、商店店主、专业人士和街头小贩。他们的贡献是古巴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个有机部分，他们的勤奋也赢得了不同族裔古巴人的尊敬。革命前古巴中国人社群非常活跃，华文报纸就有4份，还有众多的会馆和组织。经济成功和社区自立是千千万万中国移民在世界各地得以落地生根的关键，也是中国人在本土以外对世界文明的奉献。当然，黄、赌、毒这些阴暗面在华裔群体中也非常突出，是中国城复杂的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因此，革命前古巴华裔的身份是五光十色的，决不仅仅是盼解放的受苦人。《我们的历史没有终结》一书中虽然也承认华裔的经济活力，但却把这个事实从华裔“阶级分化”的角度来叙述，使之符合“革命”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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