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地利的有钱人到底有多富不清楚，但贫穷也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法律消灭贫穷的国家。全国上下靠失业金、生活救济金、甚至子女抚养费过日子的大有人在。虽说偶尔也有人嘟嘟嚷嚷，发表一些对政客们损公肥私的不满，不过是人多粥少的通例。总的说来，当地民性是平和且偏于浪漫的。这大概与奥地利人天生对音乐的爱好有关。奥地利全国有9个州市，州市下面有众多的城市和村镇，然而音乐团体的数量却超过它们的总和，城市、乡镇、村庄，甚至家庭都拥有自己的乐队，特别是村镇的乐队，每逢节日或村镇大事，大家便盛装集合，一丝不苟地执行演奏义务的每一细节。

　　那天，第一次随先生去阿尔卑斯山中部的一个小山村看望公公婆婆，正巧是“五,一”劳动节，奥地利全国放假一天。农民在这一天多半只享受两件事：音乐与美酒。按惯例，村乐队在这一大要在全村挨家挨户演奏民乐，听众听完演出，随意给几个啤酒钱，以示村民间的关系亲密无间。我们的车才进村口，便看见农民们花花绿绿地聚集在一大户农民气宇轩昂的木头房子前吹吹打打，乐队中的那两把小号，音色明亮，将整个山谷都吹活了。我忙问先生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家。先生解释说他们早不来了，因为皮特讨厌噪音。

　　公公皮特倔傲得很，不太愿与村人来往，竟连演奏的音乐也嫌太吵。而村民对这位神秘的老人不出外工作、成天在家折腾野兽也略略有些不屑。

　　公公婆婆的房子刚好坐落在一条山沟里两个村子的边界上，是高坡前一幢黑顶白墙两层楼房。从下面望上去，房子印在屏幕似的蓝天上，四周是黑匝匝的松树裸子；然而房后旗杆上，是一面迎着蓝天和山风飒飒飘扬的五星红旗！差点儿让我乐出眼泪来。住在“两不管”或“两相关”的地带，公公乐呵呵地称自己是“文明边缘人”，只爱动物和大自然。客厅和他的书房内除几件古老的家具，便满是书籍和长势茂盛的植物环顾一圈，我没发现电视机。公公说躲到这山沟里就是为了不看纷纷乱乱的世界里有本事的撒谎、没本事的被骗。

　　那一个“五,一”节的午餐吃的是烤鹿肉加糖水李子。鹿肉是用香料烤出来的，好像中间有中药肉桂，我闻到那味儿拒绝吃肉，吃了几颗糖水李子，便自己去厨房炒了碗香喷喷的蛋炒饭。他们都觉得我很精明。

　　吃完饭一家人正在喝咖啡，忽听外面村乐队吹吹打打热闹起来。皮特放下端到嘴边的咖啡，对老伴说：“这些农民一定是疯了，他们准会吓坏我的弗利茨和孩子们(老人养在后院的野猪)。快去轰他们走。”老太太急忙出去了，过了片刻，外面乐声停了，老太太回来说，原来农民们见咱家房后旗杆.上升了面旗帜，闹不清咱家今天过什么节，一来庆贺，二来打听。我听了心里直乐。

　　自那以后，我每次回公婆家，中国国旗就会在后院的旗杆上升起来。村民们起先还诧异好奇，后来便习以为常了。

　　公公已年过70，但身体硬朗，精神饱满，虽说“玩”了一辈子动物，到了晚年人还是勤勉的，从不睡懒觉，从不享受周末。平常除了读书、听新闻和写作，便是围着他养的动物转，喂食，打扫清洗，修理栏圈……没有闲的时候。遇到野猪产仔的时候，他一个人忙得团团转，又要护理，又要观察记录以备写书用。有一次我问他为何如此狂热，他呵呵一乐，说：“为了学大寨，毛泽东的教导，学大寨，大寨。”

　　我的先生70年代在北京留学时正值中国农业学大寨方兴未艾，他不仅随校去京郊人民公社劳动，还参加过修筑红旗渠的劳动，回到奥地利以后跟他父亲一聊，老人说没错，大寨精神好。结果中国已偃旗息鼓，他却牢记大寨十几年。问他是否了解大寨的始终究竟，他摆摆手，摇摇头，嘿嘿一笑：“我学大寨精神，干自己的事，够了。”

　　野生动物在人类家庭中的行为是公公的主要研究领域，他还写过几本这方面的书。在西方，学术著作不能带来什么收入，公公能撒手不顾家庭地玩科学，主要由于他命中有两个克己奉他的女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勤勤恳恳一直工作到80岁，经营一间贸易公司。老来，唯一的儿子要研究动物，唯一的女儿要导演歌剧，献身艺术，四个孙子也各有各的兴趣和志向，老祖母只好将公司卖掉。再就是他的妻子、我先生的母亲，一个有植物学博士头衔的家庭主妇和职业妇女。婆婆曾在村小学做校长兼老师，退休后在家帮助丈夫照顾动物和料理家务。虽说最初她并不同意丈夫选择阿尔卑斯山中这条山沟作为日后的栖居之地，但作为一个虔信基督教的传统妇女，她服从丈夫的一切决定，而且在不情愿的心情下一住就是30多年！

　　婆婆年青时是个大美人，像貌酷似美国好莱坞明星卡特琳•赫本。公公常按捺不住窃喜，说：“她那时幸好不在美国。否则……”“别胡说。”婆婆会轻声地打断公公，然后抱住家里的那只小白狗不说话了。婆婆非常沉默，不知是不是受了这寂寞山沟的感染。家里的讲坛永远属于公公，公公似乎永远有说不尽的话。(摘自奥地利朋友网；文/李述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