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像是烈阳下的影子，无比清晰地而又无比鲜明地盘踞在我童年的记忆里。

　　那时，父亲是个吃力不讨好的文化人，在怡保办一份曲高和寡的报纸《迅报》，我们一家子就住在一所简陋的木屋里，名符其实的家徒四壁，然而，这“一无所有”的屋子，却同时又是“无所不有”的；日子看似苍白，整间屋子偏又闪着黄金般的璀璨亮光。

　　为日子镀上金光的，是爱。

　　鱼翅和龙虾是我们生活的“绝缘体”，可是，我们却有着比这更丰盛的东西，那就是书。

　　书籍，一叠叠、一摞摞，堆得满天满地；即连空气，都飘浮着一个一个的方块字。

　　父亲看书时，手中总握着笔，作眉批，眼和手俱忙，红色的蝇头小字，像标致的小蚂蚁，施施然地在书页间爬行。母亲看书时，全神贯注，那种极致安静的样子，有无可名状的美丽。在万籁俱寂的当儿，书页轻轻掀动的声音，便是让人心魂俱醉的音乐。

　　父母看书，也谈书；细声细气地谈、细水长流地谈。两人的语调，是如此的轻，是如许的柔，仿佛担心声调重了会使文字受到惊吓，一只只从书页中飞走。

　　同样热爱文字而又彼此相爱，父亲和母亲，虽穷而不苦。

　　成长后，当我回想这一段岁月时，印象最深的，不是饥饿，而是父母亲把目光镶嵌在字里行间时眉眼那份恬然的笑意。他们常常让我联想起沙漠中的仙人掌，生活里极端的贫瘠就像是无所不摧的龙卷风，可是，坚定的信念和美丽的理想却造致了他们无所畏惧的大勇气和百折不挠的意志力。龙卷风再强，也击不倒他们。

　　木屋子外面，有一条河，一条邋里邋遢的河、一条会呜咽的河。每当下雨，那河便哭，哭出大量黑色的泪；那泪，顺着低洼的地势，肆无忌惮地流进了屋子里，整所木屋也因此而氤氲着一种腐臭不堪的气息。就在母亲忙忙碌碌地以竹枝扫帚一下一下地将好似永远也扫不完的污黑河水扫出去时，不识愁滋味的伊文姐姐便欢天喜地的带着四岁的我和三岁的国平弟弟到河边去玩。河已停止哭泣，但是，水位涨得很高。姐姐把事先折好的纸船分发给我和弟弟，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道：“你们许愿，让纸船把你们的愿望送出去。”我傻傻地问：“送去哪里？”姐姐沉吟了一下，然后，极有威严地说：“别多问了，问多会不灵的。”她的脸色庄严得像座庙，我当然不敢再多问了。五岁的孩子，到底许了什么愿望，现在已不复记忆了，然而，把盛着愿望的纸船放到河里去的那份雀跃，我却是记得的。

　　不下雨时，姐姐便领着我和弟弟在长而窄而弯的泥径里寻找一个“子虚乌有”的“咚咚人”。她一脸神秘地说：“咚咚人是无所不能的，只要找到他，什么愿望都可以实现！”我们齐声惊叫：“哇，这么神奇！”我心想，姐姐口里这“咚咚人”，不正像阿拉丁神灯里那个“要什么就给什么的巨人吗？我和弟弟心驰神往，像两只失蜜的蜂一样，在又长又窄又弯的泥路上，倾尽全力，寻寻觅觅，然而，就算把整条泥路翻了过来，“咚咚人”依然踪迹全无。奇怪的是，一次一次地找，一次一次的失望，却依然乐此不疲地找。成长后，问姐姐：“你当时怎么会无中生有地弄出个咚咚人来把我们骗得团团转呀？”姐姐讳莫如深地微笑着说：“哪有骗你们！只要你们相信有，便有。”听懂了姐姐话里蕴藏的“玄机”，我豁然微笑。

　　在那捉襟见肘的贫困岁月里，我们没有任何的玩具，可是，姐姐却在我们的心田里种下了一棵“希望的树”，我们很努力地浇水施肥，虽然那棵树始终长不出果子，但是，姐姐却教会了我们，有盼望便有快乐，有憧憬便有幸福。(摘自新加坡《联合早报》；文／尤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