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文化革新，都会伴随着类似的“颠覆”。借古人之酒杯，浇今日之块垒，这至少被看作是一种言说的策略。比如近代康梁维新的时候，为了给改革提供合法性，康有为就把孔老夫子搬将出来，《孔子改制考》的意思是讲孔子之前的历史无据可考，今天所看到的先于孔子的经典不过是孔子托古改制的编造，以此证明孔子也是改革的先锋，至圣先师尚且革新，那么，南海圣人自然也革得。颠覆孔子，康有为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他的颠覆过程，既有学术规范又有政治意图，目的看得很清楚，借钟馗打鬼，为自己的改革开路。至于后来没成，那倒也无关宏旨。

　　孔子身上的戏剧性，比起哈姆雷特真是一点不少。一千个人眼中，一定也会有一千个不同的孔子。在最近的短短几年间，这点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做“心灵鸡汤”式的孔子，还是做“丧家狗”的孔子，都充满了观赏性，大家求同存异，共同点是让生僻的孔子亲近起来，让严肃的孔子娱乐起来，让故纸堆里的孔子鲜活起来，撇开一点消费社会里的恶习不论，我觉得这样也有好处，学术研究是“尖端”科学，人民群众总需要一点汤汤水水的东西来满足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问题在于，颠覆古人、颠覆这些文化遗产的限度在哪里？尤其是现在提倡学习型社会，全民都在求知若渴，而身负教授副教授之名的先生也是百家争鸣，大家不能随着性子，一味迎合当代的娱乐趣味。比如“包二奶”，你不能找个古人说，看看，早有先例；或者说黑社会，你拿出李白，看，大唐第一古惑仔。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历史的确也存在多种多样的面相，有很大的阐释空间。康有为的颠覆是可以理解的，他为了改良政治。可是今天很多人的颠覆变得很模糊，似乎是为了颠覆而颠覆，或者说为了“收视率”、“发行量”而颠覆。

　　当代无疑是中国文化所遭遇到的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今天，一方面文化的多样性被前所未有地展现出来；另一个方面，消费社会的消费文化也最大限度地渗透在各种文化当中，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里流露出一种悲观：人类的文化终究要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而这将会成为新的奴役。

　　他担忧得实在有理。颠覆古人的限度，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与这种充满欲望与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划清界限，以保证不落入这种新的奴役当中。(杨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