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作为节日，其来历有“吉利说”和“避灾说”两种。吉利说认为“九九”与“久久”谐音，会人生“百年长久”之意，故大吉大利。曹丕即持此说，其《与钟繇九日送菊书》云：“岁往月来，忽逢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是月律中无射，言群木百草无有射地而生，惟芳菊纷然独荣，非夫含乾坤之纯和，体芬芳之淑气，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将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辅体延年，莫斯之贵。谨奉一束，以助彭祖之术。”

　　避灾说又是另一种解说，认为“九”为数之极，阳极必变，由盈而亏，由盛而衰，故“大不吉”。因此或称“九”月为“忌月”，九月九日为“灾日”。相传东汉术士费长房即持此说。吴均《续齐谐记》记载：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清人俞樾《茶香室续抄》卷七“逢九为灾年”一条也说：国朝董含《莼乡赘笔》云：“今人逢九，云是年必多灾殃。”此说原本于《灵枢》。其言曰：“凡人最串年忌，由九而推之，年忌相加，则感之而病行。故人方七岁，是阳之少也。再加九岁，为十六岁；再加九岁，为二十五岁；再加九岁，为三十四岁；再加九岁，乃四十三岁；再加九岁，乃五十二岁；再加九岁，乃六十一岁。九为老阳、阳极必变，此皆人生之大忌。”

　　上引《续齐谐记》已提到登高避灾。而《齐人月令》则认为重阳之日，“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据此可以推知，古人所以选重九登高，其因有三：一是九为数之极，物极必反，数极亦必衰，故须登高以压之；二是秋日西风吹烈，秋浊气燥，人易感秋瘟风热，故离低湿不畅之气，登上高山则秋气爽人；三是凭高眺望，清心破闷，可舒心志。

　　登高之俗，始于东汉，桓景举家登高避灾，沿袭成俗，与西汉初年的佩茱萸、插菊花、饮菊酒相结合，而成重阳之节俗。东晋时，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于重阳日与上司、同事登上荆州龙山舒怀远眺，秋风落帽而不觉，至今龙山“落帽台”遗迹尚存。《晋书·孟嘉传》载：

　　(孟嘉)后为征西(将军)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佐吏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温使左右勿言，欲观其举止。嘉良久如厕，温令取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

　　唐人诗中每以“落帽”作为登高典故。如孟浩然《卢明府九日观山宴》诗：“共美重阳节，俱怀落帽欢。”钱起《九日闲居寄登高数子》：“今朝落帽客，几处管弦留。”权德舆《腊日龙沙会绝句》：“宁知腊日龙沙会，却胜重阳落帽时。”赵嘏《重阳》诗：“不知此日龙山会，谁是风流落帽人？”

　　秋日登高，风吹落帽而不觉，可谓风流潇洒，游兴酣至。惟温州秋晴气暖，多不戴帽，恐无帽可吹落也。(黄世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