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比如“科学”、“民主”、“哲学”、“物理”、“教育”、“社会”、“先进”、“文化”、“代表”等等。这些词汇都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时用汉字组装而成的，后来由留日学生舶回中国。从这角度说，日本的“遣唐使”把中国的汉字文化带回日本；中国的留学生则把日本的“组装汉字文化”带回了中国。这种互动，无疑促进了汉语圈文化的交流。

　　现在回想起来，在日译名词被中国学界采纳之前，中日两国在翻译西方科学词汇时曾有过一个各显身手、各显其能的自由竞争的阶段。有意思的是，同样的西方科学概念，到了中日两国学者手里，就被译成味道殊异的词汇，比如economics，中国学者译成“计学”，日本学者译成“经济学”；sociology，中国学者译成“群学”，日本学者译成“社会学”；physics，中国学者译成“格致”，日本学者译成“物理”。这场竞争最后以“和制汉语”的确立、以日译的胜利而告终，理由十分简单：单音为主、数量有限的汉语文言词汇，无法移译数量众多的西方名词，而且容易曲解其原义；而日本学者则突破了古汉语“字本位”的框框，创造了双音词乃至多音词，解决了词汇不足的问题，扩展了汉语的表义空间。这一点，应该说是日本对汉语的重大贡献。

　　分析起来，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中日两国文化心理的差异造成的。在中国人的眼里，汉字决不仅仅是一种书写的工具，它更是一种类似于图腾的崇拜对象。正是对汉字的这种根深蒂固的信仰之情、敬畏之感，决定了中国人不会对汉字作轻易的改造或者解构。而对于日本人来说，汉字毕竟是外来物，是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正是出于这样的文化心态，明治时代日本学者就轻而易举地打破了古汉语“字本位”的清规戒律，以意译方式对汉字作了自由的组合，创造了大量现代的新语汇。这就启示人们，一种外来文化在其吸收的民族中是否具有生命力，要看吸收的民族能不能在开放的基础上包容兼容并容，然后再大胆地加以创新“为我所用”，这种对文化的“活态思维”至关重要。(摘自《日本新华侨报》；李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