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设为首页
首页华文媒体

日华媒揭甲午战争前日本磨刀霍霍 力搜中国情报

2014年07月30日 14:45 来源:中国侨网 参与互动
字号:

  中国侨网7月30日电 日本新华侨报30日刊文称,1894年,历史铭记着这一年。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昔日作为学生之国的日本,向当年自己的老师之国清朝中国开战。自此,中日关系转圜,东亚格局骤变,一串串的变化在炮火硝烟消失后仍然在不停地繁衍着、弥漫着……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看似“偶然”,其背后则蕴积着种种“必然”。

  文章摘编如下:

  今天,当我们翻开1893年也就是日本明治26年历史的时候,当我们的目光“定格”在一起又一起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才会深刻地感受到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绝非“偶然”。

  1893年,日本国内矛盾尖锐需要外移

  看起来,开年不利。1893年1月4日,被日本视为一年最重要节日的新年刚刚过去,位于北海道的夕张煤矿就传来了400名矿工暴动的消息。紧接着,1月12日,日本众议院否决了内阁关于增加军舰建造费的议案,坐在台下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瞠目结舌,愤怒地表示要内阁辞职,解散众议院,实行大选。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一件发生在日本遥远的北方地区,一件发生在日本的政治中枢,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事实并不如此。

  当时,伴随着日本原始资本的积累,许多私营工矿企业对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实行着奴役制的管理,有的甚至把患病一日的矿工活活地放在铁板上烧死。在纺织工厂,女工们每天至少上班12个小时,其最高工资也不过相当于英国女工最低工资的十分之一。

  1893年11月,《国民新闻》记者松原岩五郎化名“乾坤一布衣”出版《最暗黑之东京》一书,通过自己化装成为流浪汉后的经历,揭露了当时东京底层社会的悲惨生活情景。可以这样说,整个日本社会矛盾尖锐,犹如一垛干柴,一点即着。

  相比之下,日本众议院屡屡否定内阁关于增加军舰建造费的议案,表面上看起来是议会与内阁的“府院之争”,实际上它不仅影响了海军的扩军计划,更让日本高层无法将国内尖锐的社会矛盾、阶级矛盾进行对外转移。

  作为日本政府领班人的伊藤博文首相并没有让自己仅仅停留在情绪愤怒的层面上。1893年2月6日,伊藤政府拿出一副保护国民的姿态,宣布今后禁止女性到海外卖淫,希望能够中止“南洋姐”的历史。1893年8月12日,日本文部省把《君之代》确定为“国歌”,规定在国家重大节日的时候,全民必须高唱。当年11月14日,因为夏威夷合并进入美国,为了保护在那里居住的日本人,日本政府又派出一艘名为“浪速”号的军舰前往。

  同样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把投资31万日元建成的富冈丝厂以12万日元的代价卖给了三井物产。从这里可以看出:当年日本转移国内尖锐社会矛盾的做法之一,是从禁止卖淫、让“南洋姐”下岗开始的。当年日本转移国内尖锐矛盾的做法之二,是从保护海外侨民入手的。他们努力地将百姓的目光外移。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惜动用军舰,以提振国民的爱国精神。而“浪速”舰就是在第二年――1894年7月25日打响甲午战争丰岛海战第一炮的日本军舰。

  1893年,明治天皇稳操战争指挥权

  明治天皇出面了。

  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把内阁的所有大臣以及各位枢密顾问官以及众参两院议长等人招到皇宫里面,亲自调解议会与内阁之间围绕着制造军舰议案的矛盾,发布敕令:“国防之事,苟拖延一日,或将遗百年之悔”。他要求政府和议会“和协一致”。这样,在天皇的直接干预下,2月26日,日本众议院通过了增加军舰制造费案,第二期海军扩张计划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明治天皇并没有简单地利用皇权充当议会和内阁之间的调停人,而是“以身作则”。同样是在1893年2月10日,明治天皇表示“朕兹省内廷之费,六年期间每年拨下三十万日元”,也就是说今后6年间,他每年要从皇室小金库中拨出30万元,用于海军建设。这笔费用超过皇室开支的十分之一。

  与此同时,明治天皇又“命文武官僚,除特殊情况者外,在同一期间纳其薪俸十分之一”作为献金,用以补充造舰经费不足。而其他公务员也捐出薪俸的一成用于海军发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明治天皇用自己捐款以及文臣武将“献金”的方法起“带头作用”,令日本军人得知后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营。日本民众也接近疯狂。一天只有20钱的劳动者捐献10钱,连给小孩压岁的几个铜板也用布包好后贡献出来。

  1893年5月19日,为了让海军的军政、军令与陆军一样,明治天皇发布敕令,在海军省成立了军令部,相当于陆军省的参谋部,直属天皇领导。当天,明治天皇还批准了由参谋总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制定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并在5月22日公布于世。这从法律上确定了大本营是天皇亲自主持的战时最高统帅机构,以后有关战时事项,不再受国家任何机关的限制。

  所有这些举措,带来的结果就是战时军事体制的确立。曾有人说,明治天皇是一个“避战天皇”。但是,只要看看明治天皇的这些举动,就可以知道他不仅夺取了战争的指挥权,而且开始“磨刀霍霍向牛羊”了。

  1893年,“日清开战论”者出任驻华公使

  日本将自己的优质大米出口到朝鲜,再从朝鲜进口一般大米到日本,从中赚取利润。突然,朝鲜觉悟了,觉得这样不上算。于是,出台了一个“防谷令”,不允许大米出口。这下,日本恼火了,连续交涉九年,都没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于是,1893年4月12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通过日本驻天津副领事荒川几次致函曾经担任清朝中国驻日本公使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请求他设法居中调停。

  估计是陆奥宗光“走后门”没有生效。1893年5月3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函李鸿章,正式请求协调朝日防谷令案,希望“假中堂阁下之一臂,而得妥协和局。”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是与此同时,也就是5月4日,日本驻朝鲜公使大石前往皇宫谒见朝鲜国王,要求他在五天之内就“防谷令”给出一个最后的答复。

  5月6日,李鸿章则复函伊藤博文,表示同意劝说朝鲜协商解决。这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两人在1885年至1895年十年间21次通信中重要的两次通信。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时候了,李鸿章还不知道日本的真意,还在要求身在朝鲜的袁世凯从中斡旋,以免“我好友伊藤伯之希望归于泡影”。

  实际上,日本一方面请求清朝中国帮忙,另一方面在呼唤战争、准备战争。改进党领袖岛田三郎在这一年公开表示:朝鲜问题实际是由谁来“占有”的问题,现今日本政府应该“强行再强行”,已不是谈谈“区区道理的时候”了。《东洋经济》杂志更是指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诉诸干戈。”如果中国加以干涉,那就“在天津也投掷一弹。”

  1893年5月19日,日朝就此问题达成妥协,背后的刀光剑影被忽视了。

  1893年7月5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提出条约修改案,以内阁阁议的方式通过。开始与英国进行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千万不要小看这场修改条约的谈判。可以讲,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场谈判本身就是针对中国的。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这次谈判日本方面拿出的方案,比原有的方案“又后退一步,根本放弃关税权,只指望五年后收回治外法权时稍加提高税率。

  因为政府和军部这时正在伺机发动日清战争,并进行了具体的细节准备。又因为这个战争需要英国的支持,所以政府不能完全收回税权以影响英国的经济利益。企图侵略邻邦的军国主义,就不惜这样地与欧美妥协。”结果也是这样,1894年7月16日,日英两国在伦敦签约时,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祝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清国的大军还有利。”9天之后,甲午战争的第一战丰岛海战开始了。

  1893年10月,日本外务省让小村寿太郎出任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此人积极倡导“日清开战论”,被称为“开战的急先锋”。他担任代理公使期间,精心搜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情报。北京外交使团称他为“鼠公使”,讽喻他犹如老鼠般狡诈地盗窃中国的情报。

  1893年,日本上下搜集中国情报

  1893年6月,日本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带领大批参谋军官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从东京出发,在朝鲜釜山、仁川、汉城等“考察”一个月后北上,过鸭绿江到达辽宁,又经过辽西进入山海关到达津京逗留,其间受到李鸿章“殷勤接待”,参观了天津武备学堂、天津机器局,观看了炮兵操演以及步兵操练后,从上海返回日本。经过三个月所谓的“考察”,川上操六不仅探知了中国的军火生产、军事装备、军事设施以及部队训练等情况,更使其“确信中国不足惧,增强了必胜信心。”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川上操六不仅直接收集情报,他还赶往上海,参加日本在华间谍培训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的第一届89名学生的毕业典礼,公开向学员表示:“日清之战迫在眉睫,此战系以自诩富强之清帝国为敌手,不容乐观……希望诸君暗查敌军军情及其他内情,为皇国效力。”

  进入夏季以后,日本民众有了新的兴奋点。1893年6月29日,日本媒体大幅报道陆军中佐福岛安正骑自行车穿越西伯利亚成功回到东京的消息,东京万头攒动欢迎凯旋而归的福岛安正。罕为人知的是,被称为“日本情报战之父”的陆军少佐福岛安正在这个期间曾经进入中国,几度潜入中国腹地侦察军事情报,对包括中国东北在内的广大地区进行“考察”,收集到大量军事情报,为日本对清朝开战提供了详实的情报依据。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回国后被明治天皇亲自授予旭日勋章和奖金。

  为备战,日本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派出间谍,刺探情报。其中最著名的是学者型间谍宗方小太郎。他被称为“中国通之第一人”。1893年10月,宗方小太郎应中国军方要求,开始频繁活动,撰写大量报告,内容涉及军事、经济和宗教等各方面。

  1893年,日本的中国观骤变

  日本学者伊藤之雄指出:1874年日本在出兵台湾后,国内形成“蔑华观”,其后在朝鲜的壬午之变和甲申之变中遭到挫折,但到1893年又全面恢复了对华优越感。

  鹿野政直在《思想史论集》一书中指出:甲午战争后,日本国民由原先“极端的自卑”转为“极端的自负”,产生了一种以“强国”自居的“大国民”、“大民族”意识。但在甲午战前的1893年,日本还是视中国为上邦大国。《明治大正见闻录》的作者生方敏郎也说:“直到战争开始那天,日本老百姓也从没有人认为中国人不好,更别提对中国有什么憎恶之情了。”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者、评论家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