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十点半和下午三点半，《独立报》有两次例会。让我吃惊的是，在每天的例会中，竟然总是有一条新闻是关于中国的。从中国的股市到中国的环境，从中国的教育到中国的政治。而经济新闻和国际新闻中，中国是最容易出现的。有时甚至在同一天里，国际部提到两条中国新闻，而经济部也提到两条中国新闻。

　　坐在编前会的会议室，每天两三次地听到这些编辑提到“China”，“China”，作为这里唯一一个中国人，我真的是为祖国感到自豪。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提升，让西方媒体必须关注这个国家的发展，不仅是政治，经济，更包括社会的细节。

　　《独立报》能多多报道中国的正面新闻，也是我的愿望。所以在做新闻简报之后，大部分时间里，如果没有被分配任务，我就帮助编辑搜索当天最重要的中国新闻和图片。

　　中国新闻

　　周一例会之后，首席编辑Cathrine对我说，“有一则新闻，说从今年九月开始，所有的小学生都必须上舞蹈课。”她看我有点不相信，又说，“是我们在中国的记者说的，明天要上版。你能做一些research吗？”《独立报》在中国只有一个记者，那么大的中国新闻，他一个人要跑。所以报道新闻的时候，非常需要及时的背景资料。

　　大概三十分钟后，我找了四篇文章，三张照片，发给了Catherine。这不禁让她有些惊讶。而让我惊讶的是，第二天，我找到的一张照片成了第二天这则新闻的主打照片，将近四分之一的版面。

　　然而，仔细阅读这些关于中国的报道，竟然大多都有一种负面新闻的倾向，即使是文化教育报道也是如此。例如，在报道中国高考的时候，我提前两天提供的背景报道中，全部都是中国社会对这第三十年的高考何其重视，其意义如何不同一般。但刊登出来的文章，题目是，Students seek extra edge from drugs and prayer as exam fever grips China。

　　文章通篇讲的是，中国受到溺爱的一代人，在他们参加高考前，如何花各种费用，吃补品，注射蛋白质，食用药物。文章最后一段还特别提到，高考导致每年都有悲剧发生。就在高考两周前，有学生因为忍受不了学习压力，食用了过量的安眠药。

　　不过，更让人担忧的是他们对中国政治新闻的浓厚兴趣。西方媒体对中国带着一种负面政治新闻偏好。国际部的编辑几次和我提到他们漏掉了中国的政治新闻。我一看，那几条全部都是负面新闻，不免心里庆幸。

　　有一次，当一位编辑和我说到一则中国的负面新闻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带着不满口的气地说，西方媒体总是关心中国的政治新闻。她回答得非常理直气壮，“我们就是这样的。”

　　西方公众通过媒体了解中国，当媒体报道带有某种倾向时，没有去过中国，甚至没有机会了解中国人的公众，往往也跟着带有某种倾向。媒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往往是几代人。如果没有一个来自中国的声音，提供中国真正全面的信息，那么西方公众对中国的某些问题的偏见就会愈演愈烈。他们离中国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短时间内，他们偏见表现为轻蔑，长时间内，当他们的思维被局限于自己的圈子，他们的偏见就该表现为落后了。这种狭隘的媒体观念，于人于己，无利有弊。

　　小心吃官司

　　短短两周中，我还结交了一位律师朋友。

　　那天中午，我正在做新闻简报。眼前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经过。我友好地向他点了点头。他也如此回应。没一会儿，他竟然坐在我身边的电脑前。我暗想，应该是编辑吧。正当我埋头苦干时，他忽然走过来对我说，“我能和你换一下椅子么？我的这把椅子没有扶手。”我一看，他的椅子确实没有扶手，心想，他年纪这么大，一定觉得坐着不舒服。我边站起身边微笑着说，“没问题啊。”

　　他看着我，忽然问，“你来自哪里？”我说“中国。”他的脸上泛着笑容，说，“我虽然没去过中国，但是我的叔叔在那里呆了很长时间。” 他和我聊了起来。原来他是《独立报》聘请的律师，负责审查报纸文章的法律问题。

　　他对我说，“我今天要开看的，就是明天独立报的所有内容。”我不禁吃惊，“就你一个人么，几个小时要看完整份报纸？”他笑着说，“是啊。”

　　他叫John，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每周到各个报纸做兼职，比如说他每周到《独立报》两天，负责审查主报的新闻。他们的任务是，避免报社有官司纠纷。

　　作为律师，他们尤其重视的是商业新闻。John说，有的时候，记者写了商业新闻，他非常确定这家公司有问题，但是，报道中不能也出这种倾向。如果有，我们就让他们删掉。有些记者不愿意删，但我们都坚持让他们删掉，否则就会引起官司。

　　所以，记者如果认为某家公司有问题，必须写出新闻源。比如某某人说，“什么什么什么”。总之不能是记者自己说。这在英国是会引起麻烦的。(来源：BBC中国网，作者：霍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