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读完高二，到美国的纽约州一所公立中学读高三，这所学校有一千多名学生。

　　半年后的一天早晨，我乘校车来到学校。刚下车，就感觉校园的气氛有些异样，男生们没有像往日一样追逐打闹，而是默默地站在那里，一些女同学三三两两地在一起小声说着什么，有的还流着眼泪，这是怎么了？我小声问一位相识的同学才知道，昨天下午，我们的数学老师史密斯先生在和同学打篮球时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我很吃惊，这位老师才三十多岁，讲课特别好，而且特别幽默。他在课堂上活泼得像个可爱的大男孩，手舞足蹈，有时还带着表演，站着讲累了就坐在讲桌上，甚至坐在椅子上把脚放到桌子上，课堂不论哪位同学讲出一点点粗浅的想法，都会得到他的鼓励，然后他会按照这位同学的思路，认真地分析、展开，阐明深刻的道理。这么好的老师，前天还在给我们上课，怎么会离开我们了呢？想着想着，我的泪水不由得也流了出来。

　　第一节是英语课，老师走进了教室，她眼睛红红的，低着头给我们讲课，才讲了几句就忍不住哭出了声。不少女同学也趴在桌上小声哭了起来，课没法上了。老师简单地说了几句，让我们自己看书，就离开了教室。第二节课是历史课，老师是一位岁数较大的先生，他说道：昨天我失去了一位好同事……第一句还没讲完，就站在那里泣不成声了，教室里的同学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控制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我擦着眼泪，想调整一下情绪，起身走出了教室，在走廊里，我发现其他教室也没有讲课，同样传出哭泣的声音。

　　第二节课后，我们就接到了校长做出的决定：为了哀悼史密斯老师，学校降半旗，全校停课一天，校车提前送学生回家。我惊呆了，校长自己做主就能让全校停课一天，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说过，而将学校的国旗降半旗志哀，更是国内的校长们无权决定的。在美国，这好像是理所当然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位普通的中学老师。

　　放学前，每个学生都收到了学校致家长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今天全校的孩子遇到了他们熟悉的人去世，这可能是他们人生的第一次。他们不知道怎样理解死亡，不知道如何面对现实，特别是这位去世的老师教过的学生更是如此，一些高年级学生的悲伤表现比较含蓄。请家长帮助他们，让生活尽快恢复到从前的样子。

　　同学们没有马上离校，而是自发地为史密斯老师组织了募捐活动。大家纷纷捐款，我也把身上带的钱放进了募捐箱。

　　接下来的几天，学校的各个学生社团纷纷组织了为史密斯老师的募捐活动，如：数学俱乐部制作了数学符号“∞”的别针进行义卖；我所在环保俱乐部举行了学生和老师的篮球比赛，入场券每张门票3元，共募集到了200多美元；学校艺术俱乐部的学生，代表全校学生送去了一幅史密斯老师的艺术像。

　　史密斯老师的葬礼没有在学校举行，也没有通知同学参加。一周后，史密斯老师的夫人处理完丈夫的后事，专门来到学校，她通过学校电视台的闭路电视，感谢老师和同学们为史密斯老师所做的一切。她说：史密斯生前，在家里是一位好丈夫，是他们三岁孩子的好爸爸，在学校是一位好老师，是同学们的好朋友。他已经带着太多的爱离开了我们，但是今天大家给他的爱，坚定了她要好好地生活、好好地抚养孩子的勇气。史密斯夫人非常坚强，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此事让我对美国这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国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更客观全面的认识。(林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