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各地政府都使出“十八般武艺”招商引资，比如税收和地价优惠、标准厂房价格打折等。从加拿大归来的田军就是这些优惠政策的受益者，他把优惠政策称之为“看得见的成本”。正是由于这种“看得见的成本”很低，他才在重庆成功创业，成为当地现代化汽车模具生产的开创者。

　　然而，回顾自己的创业历程，田军却是喜忧参半。他对本刊记者说：“在中国创业，‘看得见的成本’很低，‘看不见的成本’却很高。”

　　首次创业受挫移民国外

　　田军1988年从西安交通大学动力机械专业硕士毕业，1992年离职“下海”，1996年进军锅炉行业。

　　锅炉行业属特种设备行业，需要相关资质，民营企业很难获取。因此田军决定控股青岛一家国有锅炉厂，并和锅炉厂厂长谈妥相关事宜。然而，后任厂长却改弦更张，不同意被控股，田军前功尽弃。他说：“本来什么都谈好了，换个领导就不行了，不确定因素太多。”

　　在青岛碰壁的同时，田军面临一个更大的危机：公司被近千万元欠款拖得寸步难行。他不得不到处打官司追欠款，由于执法不力，即使官司打赢了也追不回钱来，诉讼费却照交不误。那段时间的艰苦追债经历就像一场噩梦，至今令他心有余悸。截至目前，仍有600多万元欠款没有追回来，有的是别人赖着不给，有的已经过了诉讼期，全部成了死账。

　　谈起此类信用问题，田军又举一例，1996年他在广州市购买了两套住房，但因开发商手续不全，至今也没拿到房产证。他说，“开发商不讲规矩，和购房人有什么关系？根子还是政府没有维护好经济秩序，这种‘看不见的成本’太高了。”

　　信用严重缺失，沉重地打击了田军的创业热情。1996年底，田军和家人一起移民加拿大。2001年，他关掉了自己在广州和青岛开办的企业，只想在国外一展宏图。

　　面对中国市场调整创业方向

　　2003年，田军到美国西北大学攻读EMBA时，在底特律遇到率团访问的重庆市市长王鸿举。王鸿举找到田军和一些从事汽车技术研发的华人，请他们回重庆创业。2004年2月，田军EMBA刚刚毕业，就和另外3位美籍华人一起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田军的海归团体起初搞技术服务，在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注册了DSI数码模系统(重庆)有限公司。他们把在美国积累的十多年做汽车模具的经验，在商用CAE分析软件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二次开发专家系统，为汽车生产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他们做的第一单就是“力帆520”模具，担当“模具监理”角色，对11个汽车外覆盖件进行监理和指导，使刚刚进入汽车制造领域的力帆集团成功开发了汽车产品。后来，他们又为北汽福田等不少公司提供技术服务，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然而，中国的企业更喜欢购买设备而不是购买技术，也舍不得前期投入，同时，一些传统的模具工程师和钳工对这种新技术也很抵触。对此，田军的团队认识到，中国的技术服务市场还不成熟，专家系统的威力也发挥不出来。因此，他们转变思路，用自己的技术做实业，建一个现代化汽车模具生产企业。

　　期待政府扶持更准确

　　刚开始，田军团队创业资金不足。在重庆市政府鼎力相助下，2006年他们兴建了数码模车身模具有限公司，其中重钢集团占股41%强，开创公司占股31%强，田军团队占股27.92%。企业由田军团队经营，田军任总经理。

　　2007年下半年，数码模车身模具公司正式投产，预计今年订单就能达到4000万元，年底即可实现盈亏平衡。

　　正当公司快速发展之际，两家国有股份公司提出撤出资金。这一是因为开创公司是重庆高新区设立的专门“孵化”公司，他们希望企业创业成功后，收回投资再去孵化新企业。二是因为重钢集团整体搬迁到长寿后，没有精力和热情来关注数码模车身模具有限公司。

　　这迫使田军的团队再去选择新股东，分散了经营注意力。田军认为，国有资本投资数码模，代表政府做了一件好事。但国有资本也应赚钱，这种政策性投资应该变成商业性投资，以求更大的回报。他认为，“政府不能把政策性投资当成胡椒面撒，政策不连续会影响企业经营，也不利于投资的回报。”

　　另一方面，政府还可以给创业者提供好的服务。田军说，发达国家解决就业主要依靠中小型企业，很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政府会教你怎么投资、怎么开公司，每个政府都有专门机构免费帮你出主意。政府的投资网站上，总是教育普通老百姓怎么投资股票、债券和教育。此外，国外注册公司门槛也低，只需要一元钱。”

　　希望看不见的成本越少越好

　　田军说，在我国不少城市，除了信用、政策等成本外，其他一些“看不见的成本”也很高，比如融资成本和信息成本。

　　以汽车业为例，如果购车可以贷款，中国汽车业就会发展得更快些。还有信息成本。做企业，资金和信息几乎同等重要。信息能告诉你市场上需要什么，流行什么，最新的技术在什么地方。技术领先维持不了多久，还有更新的技术出现。所以，企业家最怕看不到的技术和竞争者。因此，创业者都会选择信息发达的城市投资，对那些所谓的政策优惠并不看得很重。比如，中国举办汽车国际展览会，一般都集中在北京和上海，因为北京和上海的信息最发达，科技最发达，商流和资金流高度集中，创业者可以在这种环境中获取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而在中西部一些城市，很难找到风险投资企业，很难获取有用的信息。尽管当地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挽留企业，其机会成本依然偏高。

　　田军说，现在不仅是中国，全世界各国对投资企业的渴望和热情都是一样高涨，税收减免的政策大同小异。但企业并不看重这些，看重的是有多少“看不见的成本”。如果“看不见的成本”越来越小，这个地方就充满魅力。(王金涛、储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