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个族群的集体记忆，也是一个族群无形的根。“我们从那里来？要往那里去？”是每一个族群都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一个没有根的族群不会知道自己一路从那里来，当然更不知道该往那里去，于是只好在历史的长巷之中摸索前进，且战且走。
    
    陈之藩先生说，我们这些离乡背井的游子是“失根的兰花”，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失去的只是有形的根，至于历史和文化的根早已深植吾心，不离不弃，也离不了、弃不掉。举例来说，华裔先民们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来到北美洲大陆，迄今已超过一个半世纪，当1840年这个数字浮现脑际，我们之中的许多人就会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抗日、国共内战，到今天的台海对峙，一路念将下去。没错，这就是我们民族的集体经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学习而来的历史记忆。
    
    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呢？他们的根在那里？他们的历史记忆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异乡人是我们这一代的自我抉择，而我们的子女们却别无选择地被生于斯、长于斯，并将要在这块土地上安身立命。他们之中究竟有多少人能够了解，也愿意了解在过去的150多年的岁月里，华人在这块新大陆的土地上踩下来些什么样的足印？对于这一段共同的历史“过去”，我们这一代人需要了解，而我们的下一代更为需要，因为一个不知道自己从那来的族群是不会知道该往那里去的。
    
    历史回顾
    
    华人在美国政治参与的历史可依据淘金潮、排华法案、排华法案的废止、亚美民权运动，以及陈果仁命案，分为下述五个时期：
    
    一、顶着辫子抗争(1849-1882)
    
    华人是偌大亚裔团体之中最早移民到新大陆的族裔。虽然第一个有史可稽的个案可以追溯到1820年，其后也有中国水手在19世纪30年代出现于纽约的记载，但真正较具规模的华人移民潮一直要到19世纪40年代末期，加州淘金热之后才开始。1850年，光是在加州一地，华人数量就已达到2.5万人，两年后，又有超过两万华人抵达。
    
    这一批远渡重洋的华裔先民在新天地的生活，几无蜜月期可言。随着华人数量日益增长，排华情绪也在美国西岸滋生蔓延。在种种不幸的排华事件之中，最恶名昭彰的非1854年的司法判例莫属。该年，加州最高法院在“人民v.霍尔”一案中判决华人不得在法庭中作证，因此该案被告乔治霍尔被控谋杀一华人的先前判决不成立，理由是在该案作证的目击证人是华人，而华人不得作证。
    
    据此，“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荡然无存，而华人在法庭上胜诉的可能性几近于零。更不幸的是，该项可耻的判例竟然在1863年正式纳入加州民事讼诉法，凡此种种岂是今日加州超过百万之众的华人可以想象于万一。
    
    1854年之后，加州的排华情绪变本加厉。1855年，加州还只是立法“不鼓励”华人入境，但是到1858年，干脆立法禁绝华人入境。一年之后，华人主要集居的旧金山市规定，华人子弟不得就读公立学校。书不可以读，税可还是要缴，而且要缴得更多。加州于1862年要求境内每一个华人按月缴交2.50元的“警察税”，为之一例。
    
    1864年南北战争结束后，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在这个战后重建的时代，联邦政府决定兴建跨越北美大陆的铁路，在西部劳工短缺的情况下，华工大受欢迎。由兴建西段铁路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募来的华工，从1865年开始，夜以继日地向东开凿，整条铁路于4年后终于完成。令人鼻酸的是有多少人知道，这些华工付出了平均每铺设一哩，就牺牲一条人命的代价。
    
    同样令人鼻酸的是当铁路完成后，华人待遇再度回到从前；更讽刺的是因为铁路完成后，东部的劳工得以大举西来，竞夺西部的工作市场，最后将遣散回来的华工压挤至社会劳力分工的最底层，可是当时的华人哪里知道，最坏的日子还未到来。
    
    随之而来的19世纪70年代里，首先是在洛杉矶的中国城爆发了大规模排华暴力事件，接着美国联邦国会立法限制华人和其它亚裔入境，加州更于1879年在州宪里面加入了防止加州城市和公司雇用华人的条款。此时，反华的气氛不只在美国西岸，更在全国弥漫开来；反华的原因也从以工作机会竞争为主的经济因素，扩大到了文化和社会因素。凡此种种，终于导致全国性的排华法案于1882年在国会通过，这是美国这个移民组成的国家，第一次立法排除一个特定的族群移民美国。该法案也拒绝了已经在美国的华人归化成为公民的权利。
    
    一般说来，一个移民团体在美国所受的待遇，往往与母国的国力、母国和美国的关系、以及美国内部的经济状况等三个因素息息相关。很不幸的是这些说法，都从当年排华法案的通过得到一些印证。
    
    许多华人和主流社会人士一样往往有一个错误的认识，认为华人族群是属于所谓的“沉默的美国人”、或是“模范的少数族裔”的一部分，因此华人在政治上是消极、冷漠的，是“安分守己”、“息事宁人”和“逆来顺受”的。可是，历史证明恰恰好相反，我们华裔先民早在19世纪就已经头上顶着辫子，为自己的权益戮力抗争。
    
    政治参与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但若举其大端，不过分为选举制度之内和之外的两种方式而已。因为华人移民在美国的头一百年之间(1849-1943)不能归化入籍成为公民，所以没有投票权，因此早期参与美国主流政治的方式主要是在选举制度之外进行。大凡游说、诉讼、抵制、罢工、游行和示威等等方式都曾经被先民们采用过。
    
    因为早期华裔移民以劳工为主，所以示威抗议政治的标的也以劳工权益为主，包括了工资、工时和工作环境等议题。在诸多抗议事件之中规模最大，可能也是最早的罢工抗争发生在1867年的铁路罢工事件。当年大约有2000名左右华工在加州的High Sierra山区罢工，要求每月工资从30美元调为40美元。(由此可知于1862年开征的2.50元警察税是何其沉重的负担！)工时从日出到日落缩短为一天8至10个小时、停止体罚，以及要求随时离去的自由权利。从这些罢工的诉求来看，可知当时华工工作待遇之恶劣。
    
    可是无论这场罢工在历史上的意义如何重大，到头来它只是一声短暂且无效的浩叹。这些罢工行动最后因为华工的粮食耗尽，所以在历时一个星期之后无以为继。
    
    早期华裔移民也不乏在非经济领域里抗争的例子。时至今日，签名请愿已是美国华裔草根政治之常态，殊不知华裔先民们早在1859年就已采用此一途径表达诉求。当时因为华裔子弟被摒拒于旧金山公校之外，有30名华裔家长联名向旧金山教育委员会请愿，要求为其子女设立一所小学。委员会应其所请，当年秋天全国唯一的一所专为华人所设的学校，于焉诞生。但该校后来历经波折，于1871年被迫关闭。
    
    到了1878年，虽然这次在旧金山的华人收集了1.3万个签名向加州州议会请愿要求允许华人子女进入公校就读，可是这一次大规模请愿行动，在当时反华气氛日益浓厚的环境里毫无所获。试想如果当时华人可以入籍成为公民，1.3万个签名可以化为同数的选票的话，这场集体请愿的结果会有如何的不同。
    
    二、漫漫长夜(1882-1943)
    
    排华法案所代表的对于华人的歧视跨越了两个世纪。随着1882年该法案通过，接踵而至的是联邦到地方，各种各样的歧视性法律铺天盖地而来。这些法律有系统地剥夺了许多华人的工作机会，以及拥有土地和经商的权利。于是为数颇众的华人被迫返乡，加上法案本身禁止华人入境的影响，导致华人人口持续下降。
    
    到了1900年，全美华人只有11.8746万人，其后每况愈下，从1910年的9.4414万人再下降了1920年的8.5202万人，而且绝大多数留下的华人因为主流社会的敌视而聚集在各地的中国城里面。原本就是男女比例严重失衡(10比1)的华人社会，更因为排华法案的影响让各地中国城成为单身汉的社会，一个死气沉沉、逐日凋零的社会。
    
    在20世纪前叶，因为旧金山大地震摧毁了若干官方文件之故，使得一些华人以在美土生华裔公民子女之名入境美国，他们大多经历了在旧金山湾区的天使岛，从数月至数年不等的漫长等待。在从1910年到1940年天使岛移民拘留中心挂牌运作的30年之间，大约有5万华人经此入境，也留下超过百首以上刻在墙上的诗句，供后人凭吊他们所经历的磨难。
    
    漫漫长夜，也终有了个尽头。到了1943年，因为美国社会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自由进步的社会风气、华裔在二战期间因在前方后方的努力贡献而赢得“忠贞少数族裔的美名”、对抗日本在战时贬损美国种族歧视的宣传，以及最重要的就是中国成为美国的战时盟邦等因素，美国国会终于废止了历时61年之久的排华法案。取而代之的是给予中国每年105人的移民配额，聊备一格。在美合格的华人移居此地一百年之后，终于获得了归化入籍的权利。
    
    在这一段立法排华的时期，华人参与政治的方式为族裔权利展开的奋斗从未停歇，而且在方式上从以示威抗议为主转化为以游说和诉讼为主；在组织上，也更见绵密，以由中国城发展出来的社区组织取代了过去散居各地的劳工聚落。就在1882年排华法案通过的当口，在清廷驻旧金山领事馆的要求下，中国城的社区领袖成立了今日的中华会馆来应付主流社会日益高涨的敌意。在之后数年，各地中华会馆应运而生，并以旧金山会馆马首是瞻，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甚至跨越美洲(包括温哥华和秘鲁等地)的庞大组织。
    
    就对内的功能来说，中华会馆是一社区自治性组织，对外来说，当时它主要的功能就是雇用大批白人律师，经由诉讼方式对抗种种排华的法案。1892年，全美华人在中华会馆号召下采取不服从的抵抗运动，拒绝登记注册，并且募集了6万美元在法庭挑战排华法案的合宪性。此外，中华会馆也挑战旧金山地区种族隔离的政策，它于1902年发动了数以千计的抗议信，并游说立法机构改弦更张。虽然当年中华会馆的种种努力多半以失败告终，它的组织与策略，以已具备了现代政治利益团体的雏形，也为日后华人在团体政治领域奠定了基础。
    
    三、乍暖还寒(1943-1969)
    
    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过去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以及美国的排华法案都在这段时期废止。可惜好景不长，在海内外华人仍然沉浸在战争胜利的喜悦时，随后而来的美国整个陷入在“麦卡锡主义”主导之下的反共、仇共的情绪里面。因为二战时期12万日裔侨民被关在拘留营的殷鉴未远，所以当时许多华裔惟恐被贴上“不忠贞的外国人”卷标，而进入一段“寒蝉”时期。
    
    整体来说，因为当时主流社会对于华人的歧视相对减少，再加上国际大环境之中中美交恶的历史因素，使得华人以族裔政治为目的的政治参与，并没有因为排华法案的废止而向前迈进。
    
    四、“把我们的根找回来！”(1969-1982)
    
    虽然到了20世纪中叶，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参与已有超过百年的传统，可是这些各形各色的参与活动，并没有获得主流社会的注目，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69年当亚美民权运动开始萌芽的时候才为之一变。
    
    亚美民权运动的成因是由若干外部与内部因素结合而成。不论是当时发生在亚洲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和越南的抵抗法、美列强的经验，或是发生在美国内部的民权运动、黑权运动、反战运动、新左派运动、以及妇女运动，这些历史因素都和亚美民权运动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诞生息息相关。
    
    该运动指针性的事件是在1968年到1969年发生在旧金山州立学院(今日的旧金山州立大学，为加州州立大学系统的23所分校之一)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大罢课。该校以华裔和日裔为主的学生和其它族裔联合起来，向校方展开一场长期抗争，要求校方提供族裔研究的课程，以及公开招生入学的标准。学生们的努力没有白费，经历了一系列的游行和暴力冲突，该校终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亚美研究计划。此后数年之间，亚美研究课程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主要大学生根发芽，让新一代的亚(华)裔子弟有寻根的机会，找回在这块土地上属于自己族群在文化和历史上的根。
    
    亚美民权运动并没有局限于大学校园之内，它也迅速蔓延到了各地的中国城和其它亚裔社区。在那些地方，新一代的社区领袖成立了许多草根性的社区服务组织，鼓吹亚裔团结，为争取亚裔民权而奋斗。
    
    诚然，亚美民权运动是华裔也是整个亚裔在美国政治参与的一个历史里程碑。但是当时政治参与的方式仍然局限于选举制度之外的示威与抗议。因为虽然在1970年的华裔人口已达43.6062万人，较1940年的10.6334万人多出4倍有余，但是如果与当年全美人口相比，如此戋戋之数只占全美人口的0.2%。因此在当时华人在主流选举政治所扮演的角色仍然是微不足道。
    
    五、日远路更长：从陈果仁到李文和(1982─)
    
    华人历史的足印从族群觉醒的70年，经过了80和90年代，进入了21世纪。在过去这20几年来，整个华裔社区不论在人口的质与量上都有长足进步，在美国社会的地位也因而有所提升。不过华人社区也在这段时间遭受到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沉重打击。不论是在1982年的陈果仁命案、1996年到1997年间的政治献金事件，还是1999年到2000年的李文和事件，在在证明我们华人在美国为争取社会正义、族裔平等的奋斗历程既长且远。
    
    1982年6月的底特律，一处麦当劳餐厅外面，27岁的陈果仁在即将结婚前，被两名失业白人误以为日裔而被球棒击毙。更令人发指的是，翌年法官竟然判决两名被告仅仅3年缓刑，不用坐一天的牢。于是底特律华人开始串连全美华人社区，并且联合其它亚裔组织进行一场前所未有的漫长抗争。在强大压力之下，联邦司法部终于涉入该案的调查工作。即使如此，在陈果仁被杀害5年后，两名因违反民权被起诉的被告，相继被无罪释放。
    
    此一不幸事件却带给全美亚裔团结的契机，为开始走下坡的亚美民权运动打了一针强心剂。对于华人社区来说，此一事件也促成建立一个横亘全美的组织网络，超越以中华会馆为首的传统侨社，对于日后华人在美国政治参与的组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前面论及政治参与大凡分为选举制度之内和之外的两种途径。对于华人来说，由于过去的形格势禁，华人的政治参与(甚至包括80年代初期关于陈果仁命案的抗争运动)基本上都是选举政治之外来进行。华人经过选举制度来进行的政治参与，譬如投票、助选、加入政党、募款和竞选等活动，一直到了最近十数年才开始真正崭露头角。话虽如此，华人的投票力量在先天不足(人少)又后天失调(投票率低)的情况之下，仍然极其渺小。
    
    就当下的全国人口来说，华人人口不到1%，公民的比率更是远低于此一比例。更有甚者，华人的投票率仅有40%左右。在美国社会里面，没有选票就没有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族群无怪乎往往成为出了问题之后的代罪羔羊。
    
    在经历过了90年代末期因为政治献金事件所带来的重创后，华裔社区又遭逢李文和案带来的沉重一击。对于许多在高科技工作的华人来说，李案无异是晴天霹雳：因为即使平时兢兢业业、低调行事，仍会祸从天降。
    
    李文和案的发生除代表华人在主流政治地位渺小外，更和当时美中关系的动荡不安息息相关。
    
    前述论及一个移民团体在美国的待遇往往视母国与美国的关系而定，果真如此，那么在“中国崛起”、“中国威胁”论再度高唱入云的21世纪，华裔社区(不论来自于大陆、港台或者其它地方)将如何自处，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结语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华人在美国的政治参与确是一场永不歇止的奋斗。为了给后代子孙一个更好的明天，华人社区需往两个方向努力。第一要务就是不单要克服华裔内部因为各种政治、地域因素带来的分歧，还要联合其它亚裔团体形成一个泛亚裔的族群认同，更重要的是能够和所有其它族裔建立一个相互合作、增进彼此了解的族裔关系。第二个要务无异于路人皆知的老生常谈，不过是“投票”二字而已。不只是要去投票，而且要能够形成一个具有关键少数作用的集体投票。总之我们知道从那里来以后，更要知道要往那里去，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决定我们想去的方向。(来源／美国《世界日报》，文／季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