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目光投向海外 一合作就十几年

　　“能够被称作文化遗产的，都是需要维修保护的。因为遗产年代久了，像上了年纪的人，年老、多病。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尽量让它不犯病，或延长保存的时间。”寥寥数语，樊锦诗说的是“什么是文物保护”。

　　理性的解释总归是简单的，做起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文物保护需要人才，需要资金，还需要技术和设备。上世纪80年代国门打开以后，樊锦诗看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当时在她的脑海里，与国外合作的意识还比较朦胧，只是迫切地感到，敦煌文物的修复和保护，除了需要人才，更需要钱。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国外。

　　1986年，时任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的樊锦诗见到了来莫高窟参观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泰勒先生。樊锦诗坦率地说：“当时我就是瞄上了人家口袋里的钱。”由于联合国的财力十分有限，热心的泰勒开始多方牵线，帮助樊锦诗寻找外国合作机构。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樊锦诗跑了好多趟北京。工夫不负有心人。1988年，泰勒将实力雄厚的美国盖蒂基金会介绍给了她。双方经过1年多的考察谈判，草签了合作协议。樊锦诗感慨地说：“没想到一合作就是十几年，从黑头发合作到了白头发。”

　　严谨赢得友谊 较真换来尊重

　　从1988年与盖蒂基金会合作开始，十几年时间里，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等多家国外文物保护机构和研究所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不管与谁合作，樊锦诗的目标只有一个：一切围绕着文物保护。在这个过程中，她的严谨、较真不仅赢得了友谊和尊重，也换来了与发达国家文物保护机构平等对话的权利。

　　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在全世界做过不少在技术难度上具有挑战性的项目，但敦煌项目是国际上公认做得最成功的。与盖蒂保护研究所10多年的保护合作，成功地解决了莫高窟壁画保护中的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莫高窟风沙危害的治理、系统全面的气象环境监测等，为世界遗产的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参与敦煌项目的美方前任副所长内维尔·阿根纽，也因此与敦煌结下了难解之缘。随着中美第一期合作项目结束，他成了樊锦诗的朋友，也成了中国的朋友。

　　1997年，在内维尔·阿根纽的极力敦促下，盖蒂保护研究所分别与国家文物局和敦煌研究院签订了联合起草制订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合作保护莫高窟第85窟》的合作协议。在内维尔·阿根纽先生的亲自主持下，双方科研人员经过3年严格、科学的评估、调查、监测、分析和实验，终于查明了素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病害的原因，取得了壁画保护科研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他还带领项目组的中美双方全体成员，做了规范保护工作程序和保护行为的试验，为中国《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制订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使中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由此走上了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道路。目前，85窟项目取得的成果已在西藏的布达拉宫等处的壁画修复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在合作中培养人才 想到的一定能做到

　　在长期的合作过程中，樊锦诗发现，技术是关键，但是先进的管理理念比技术更关键，好的技术还要有好的管理。再后来，她又发现，再好的技术和再好的管理理念，总要有人来掌握吧。她说，既懂技术又懂管理、还有科学思路和理念的人才，太重要了。于是，在合作中培养自己的人才，成了她最重视的一件事情。在后来的合作中，敦煌研究院坚持让年轻人介入合作项目的每个环节，为了这，她没少给她的美国同行出难题，发生争执也是常有的事。不过这并不影响双方的合作和深厚的友谊。内维尔·阿根纽来过敦煌很多次，他说每一次都充满了期待。见到樊锦诗的时候，他会开玩笑地说：“我来给你打工来了。”

　　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樊锦诗的视野越来越宽，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能不能通过数字技术存贮图像？能不能对洞窟进行全景复制？“莫高窟上千个洞窟，不让看不行，太多人看也不行，怎么看也是一门科学”。怎么才能把文化遗产管得好、用得好……

　　对于这些问题，敦煌研究院先是与盖蒂保护研究所和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合作，开展了一项游客对洞窟内外环境的影响变化及其对壁画保护影响的研究，使莫高窟的保护向更积极的预防性保护转化。近五六年来，研究院又与美国梅隆基金会和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制作了20个洞窟的数字图像，使永久记录和保存莫高窟精美的壁画信息成为可能。

　　想到了，就一定会做到。这就是樊锦诗。十几年来，在她的努力推动下，敦煌研究院的国际合作保护不断迈上新台阶。

　　樊锦诗小传

　　樊锦诗，1938年生，现任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第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主要致力于石窟考古、石窟科学保护和管理。发表的论文有：《莫高窟北朝洞窟分期》、《莫高窟隋代洞窟分期》、《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莫高窟唐后期洞窟分期》、《二九○窟佛传内容考证》、《简谈佛教故事画的民族化特色》等。(来源：人民网/罗春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