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了这位韩裔家庭医生的诊所。看了我填的表格后，这位一直说英语的医生突然改用中文说：“你从中国来？”

　　更令我奇怪的是，他的中文还带着一点儿山东胶东味儿。

　　原来，他是加籍华裔韩国人(其身份定语够复杂的吧？)。用他的话说，他父亲是山东胶东人，年轻时因家穷，与同伴乘船，想渡海去中国大连“讨生活”，没想到船被海风刮到了韩国，他和同伴便定居在汉城，也就是现在的韩国首都首尔。朝鲜战争爆发时，为了躲避战祸，他父亲又与韩裔妻子移居到加拿大。他的胶东味的中文就是小的时候从父亲那里学来的。

　　“我姓王，你就叫我王大夫吧。”他用不太标准、但胶东“海蛎子”味儿很浓的中文说。

　　无独有偶。“王大夫”的经历与目前正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的组织者“袁大夫”的经历有些类似：本届世界华商大会组委会委员长、韩国中华总商会会长袁国栋也是医生，父亲也是中国山东人，母亲也是韩裔。唯一不同的是，袁国栋的父亲没有继续“连环移民”，袁国栋本人现在也仍然在韩国经营着一家医院。

　　尽管来自全球各地的3000多位华商巨富在今年10月9日至12日期间聚集韩国首都，举行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但袁国栋仍对一件事耿耿于怀。他最近在接受韩国《朝鲜日报》采访时，专门强调说，“韩国是唯一没有唐人街的国家。”

　　投资祖居地

　　确切地说，韩国是华人比较集中的国家中唯一没有唐人街的国家。

　　全球诸国中，没建唐人街的国家肯定还有一些，但没有华人踪影的国家恐怕不多。我还记得几年前我去非洲加纳旅游，在一个如今已忘了名字的小镇上，也曾遇到一位在当地开餐馆的来自上海的华人老板，他说得更“绝”：“只要有人烟的地方，就有华人和中餐馆。你去撒哈拉大沙漠旅游，都能在沙漠中的绿洲小镇上吃到中餐。”

　　不过，如今华人在世界各国的“踪影”远远不限于中餐馆里台前台后奔忙的身影。过去，华人海外求生离不开“三把刀”：菜刀、剪刀、剃头刀，但现在，华人企业家的触角已经伸向电子、通讯、金融、物流、旅游等领域，华裔专业人员从事的职业也包括工程师、教授、律师、医生等行业。美国历史学家斯特林·西格雷夫的《龙行天下》一书就详细描述了海外华裔金融大亨、实业大王、房地产巨头等人的发家史。

　　更为重要的一个现象是，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海外华人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龙行天下》也谈到这一点：海外华人“是在中国大陆投资最多的群体。”海内外学者尽管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上各执一词，但他们至少有一个共识：海外华人的投资是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动力。

　　据称，目前中国大陆之外的华人多达8700多万人，他们手中拥有的资金高达2万多亿美元，近1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2004年中国国内一年国内生产总值(13.6万亿元人民币)。目前海外华人在中国大陆境内创办的企业约占外资企业的70%，投资额约占利用外资总额的60%以上。

　　而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海外华人的投资在外资中所占的比例更大。《龙行天下》一书指出，在中国经济改革激活之后的前15年，中国获得了价值近600亿美元的外商合同和大致同等数额的海外贷款，其中超过80%是海外华人的投资或经由他们的投资，而在中国大陆的合资企业中，75%的外资也来自海外华人。这个时期仅仅港台商人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就是日本投资的10倍。

　　更重要的是，海外华人在中国投资、经商、办厂的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进行了现身说法式的市场经济启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华商研究中心主任康荣平认为，中国只有温州模式是内生型的市场经济，而由东南沿海逐步内扩的其它地方的市场经济模式基本上都是外生型的，也就是因海外华商的商业启蒙和市场激活而形成的市场经济。

　　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莱斯特·瑟罗说：“海外华商对中国改革的最大贡献，不仅是投资，而且是教会了他们同胞如何运用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

　　在伦敦经济学院印度裔学者高塔姆·森看来，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度介入，还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提供了某种“缓冲作用”。他说：“这种缓冲进入国际经济的方法，使中国能够进一步加深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同时又不容易受到掠夺性的市场力量以及与其相关的政治压力的伤害。”

　　难怪中国前总理朱镕基4年前要对参加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的代表说，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经济“功不可没”。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对比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之后，曾感叹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海外华商的投资，而俄罗斯就缺乏这样一批“海外俄商”。

　　叶落归根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拥有大批海外侨民的国家并不在少数。

　　加拿大是吸收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据说，在加拿大的移民聚居地多伦多，你可以遇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移民，吃到各种民族风味的美味佳肴。但有趣的是，我初到多伦多认识的那位印度裔房客，似乎对他的祖居地没有太多的认同，他只知道父亲年轻的时候从印度古吉拉特邦移居英国，他本人既没去过印度，也不会说古吉拉特语，更非印度教徒(他是穆斯林)，相比起来，他对自己的出生地──英国，倒有着更多的感情回忆。

　　“王大夫”也没去过祖居地中国，他从小在西方长大，学的也是西医，但他不仅能说不太标准、但胶东“海蛎子”味儿很浓的中文，而且相比起韩国文化来说，他更认同中华文化，他曾对我说，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去中国进修，了解一下中医，如果条件具备，就投资开一家中西医结合的医院。

　　也许我认识的这两个海外印裔和华裔，仅仅是特例，并不能说明什么。

　　但在中印对比成为“显学”的今天，一些学者也把对比的“显微镜”对准了海外的印裔和华裔居民。

　　印度也是海外移民众多的国家之一。印度2005年宣布，移居世界各地的海外印度人有2500万。海外印度人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三大海外移民群体，仅次于分布于全世界的英国人的后裔和海外华人群体。他们的总收入达1600亿美元，相当于印度国民总收入的1/3。

　　但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在流入印度的外国资金中，海外印度人的资金不到其中的10%。

　　那么，为什么海外华人这么热衷于投资祖居地？

　　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认为，这是因为华人的文化传统不仅有别于印度裔，也不同于其他民族，“传统的中国历史文明对整个中国和中国人具有很强的凝聚力。”

　　甘阳最近在北京大学演讲时说：“并不是任何国家的海外同胞都那么感兴趣回母国投资或发展的。大多数国家的人移民以后就和母国没有什么关系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感情牵连。犹太人号称是最有凝聚力和认同最强的民族，世界上有很多犹太富商，但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的经济是完全靠美国的，并不是靠世界上的犹太富人投资。而中国人，尤其是老一代，叶落归根的观念非常强。”

　　甘阳甚至由此得出结论说：“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叶落归根，当然也有很多“归”法：也许是“身归”，例如近些年来蔚成风气的“海归”；也许是“财归”，也就是在祖居地投资；至于那些无法脱身也无钱投资的“游子”，则是“魂归”，人死了遗体也要安葬在故乡的祖坟中。

　　而中国领导层也对海外华人的这种心态“心有灵犀一点通”。《龙行天下》一书指出，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决定设立的四个经济特区并非心血来潮的随意选择，而都有着颇具匠心的深远考虑：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厦门是在台湾占多数的闽南人的故乡，汕头则是人数最多的海外华人社群之一潮州人的老家，恰恰与中国当局最想示好的四大投资来源——香港、台湾、澳门和海外潮州人——吻合。

　　无形帝国？

　　就在第八届世界华商大会召开前夕，就在这次大会的组委会委员长袁国栋抱怨“韩国没有唐人街”的采访发表几周之后，韩国首都首尔也开始动工兴建该国的首座唐人街。

　　据报道，为了给这次华商大会“造势”，韩国首尔10月7日动工兴建首座唐人街，预计将在2007年3月落成。当地商界寄望，兴建唐人街不仅可以振兴韩国华人社区，也可促进中韩商界合作，并进而带动韩国成为东北亚的金融及商贸中心。

　　所以，不要以为“袁大夫”的抱怨是小题大做，也不要小瞧兴建一个“唐人街”的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去过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并非所有的海外族裔社区都有如同“唐人街”那种规模的本族裔商业、文化中心。研究海外华人文化的西方学者都谈到唐人街对海外华人的商业、文化、心理凝聚作用。

　　《龙行天下》一书有个副标题：“海外华人的无形帝国”。书中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政府、没有国旗的帝国。”(来源/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作者/魏城，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