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人：书评人解玺璋

　　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同于以往我所读过的任何一部通史类著作。无论是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还是其他历史学家，和这些灿若星辰的大家学者相比，柏杨所著只是多了一个“人”字。但就是这一点不同，凸显了《中国人史纲》的鲜明个性，造就了它所具有的任何一部通史都不能替代的独特价值。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敢说，柏杨的《中国人史纲》是一部非常个人化的中国史。

　　柏杨是个作家，也是个战士，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研究历史并写作《中国人史纲》的地方，不是学者的书斋，而是国民党的监狱。这些都可能影响到他的治史和写作。古人说过，文以气为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一以贯之的是什么气呢？就是这样的忧愤之气，悲愤之气。尽管他在“自序”中表示，并“没有司马迁秉承父亲司马谈遗志修史的使命”，但这股气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到的。在读书的过程中，你也许不能接受他的某些观点或结论，可你不能不被他的这股“气”所感染。这就是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

　　一个“人”字和一股“气”纠缠在一起，构成了柏杨治史和写史的前提与出发点。他研究中国的历史，其重点并不放在政权的更迭、经济的演变、文化的兴衰、社会的进退，他要揭示的其实是历史重压下民生的艰难，是“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坐不稳奴隶的时代”的轮番上演，给百姓生活带来的严重影响，以及由此生成的社会历史文化。读柏杨常常是可以想到鲁迅的，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也。他们都痛心于“人”在中国历史中的卑贱与卑微。柏杨的忧愤之气，悲愤之气，就发仞于此。这样说来，读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犹如悲歌一曲，痛快淋漓，亦可浮一大白！

　　历史，或者中国史，是一种整体性的存在，如何个人化，个人化的途径又在哪里呢？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经验。他笔下的中国历史，不是考据式的，也不是结构的或解构的，更不是普遍规律的教科书，他的历史写作，所承载的，就是他以个人立场表达的对于中国历史的认识和见解。其中不乏偏见和偏颇，却也不乏真知和灼见。有些也是规律性的概括和总结，比如非常著名的“文化酱缸”论，就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他也因此被封为激烈反传统的代表人物。但在这本书中，“文化酱缸”不再是个简单的结论，而是丰富、具体的历史描述。通过这种描述，我们看到了一条宏伟壮观的文化之河，最终淤塞成为一个酱缸的全过程。“瓶颈危机”也是他的独特发现和表达，他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政权，“当它建立后四五十年左右，或当它传位到第二第三代时，就到了瓶颈时期”。如历史所显示，如果不能通过或胶着在这个瓶颈中，对任何一个王朝政权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这种见解，颇具启发性，又不仅仅对他“个人”才有意义。这正是“个人化”的《中国人史纲》所具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价值。(来源/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