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针指向1979年6月20日下午2点30分。在这座大楼内，一场重要的仪式正在进行：被中国政府推荐为第二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毕季龙正庄重地从秘书长瓦尔德海姆手中接过任命书，站立两旁的联合国礼宾司司长、各国通讯社驻联合国的记者立刻拍下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第二天，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时代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报刊均以显著位置刊登了这一消息，并对毕季龙生平作了详尽介绍。

　　毕季龙原名毕庆芳，祖籍江苏仪征，生在上海。毕家系名门望族。毕季龙祖父毕畏三，系前清秀才，后外放浙江候补道，之前做过江苏南通的地方官，后来做了民国的官，当过浙江印花税局局长、烟酒专卖局局长。毕季龙父亲毕倚虹是清末明初“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他每周六在江浙报纸上发表小说一篇，曾博得不少人的赞叹。辛亥革命后，他当了上海《时报》的编辑，编了颇受上海青年青睐的《人间地狱》等书，毕倚虹因而名声鹊起，成为上海滩的有名作家。

　　在这种情况下，毕季龙从小就饱读各种诗词经书，浏览各种西洋书籍，他出口成章，文思敏捷。小学毕业后，由于家道中落，毕季龙去投奔在扬州的叔父毕介青，弟弟毕朔望接踵而至。在叔父毕介青的大力支持下，两人就读于人才辈出的扬州中学。扬州浓重的文化氛围，到处抬头可见的古迹，使毕季龙兄弟两人陶醉在书海墨河之中，他们的学识功底由此都跨入一个新的阶段。毕季龙写出的文章为周围人所钦佩，而且渊博的世界时事知识更使同学们惊讶。大家经常围在他的身边，对中国和世界时局的发展进行讨论。毕季龙的独到见解常常引来同学们的一片热烈掌声。毕季龙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同学们互相模仿，竟使英语水平名列扬州中学的第一名！毕朔望在他哥哥的带动下，中英文水平突飞猛进，之后成为我国文坛上有名的翻译家。

　　18岁的毕季龙跨出扬州中学校门后，想一展抱负，无奈充满劫难的中华大地使他难以展翅，他只得就读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扬州中学学生会主席的几年锤炼，济南惨案的惨绝人寰，凇沪战火的点燃，使毕季龙对旧中国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于是他废寝忘食地读鲁迅著作，奔走于同学自愿组织的十人小组之间探讨救国之道。毕季龙思想升华了，他要同进步的思想接近，同救国的党派接触。就在他毕业后不久于重庆资源委员会任科员之际，他目睹周恩来的一言一行，开始为《新华日报》写稿，抗日的心声跃然纸上。他还参加了重庆的自然科学研讨会，力所能及地为党做些社会工作。1941年发生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后，毕季龙向《新华日报》主要负责人章汉夫、石西民表示自己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心迹。毕季龙在中国代表团驻地向我聊起这段经历时，情绪激动地对我说：“那时中国黑暗得使人透不过气来，我觉得章汉夫、石西民两人坦荡真诚，这是国民党官场中绝对见不到的！他们可能就是我要找的好人。”

　　过了不久，毕季龙经章汉夫、石西民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成为徐迈进、乔冠华的好友，经常饮酒切磋形势，埋头撰写文章。后来，章汉夫向毕季龙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要他赴美留学。于是毕季龙成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企业管理系的学生。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毕季龙埋头苦读，刻苦钻研资本主义发展史、美国史和各种企业管理知识。他经常漫步在大西洋岸边，期望有朝一日回国服务。

　　新中国成立后，一纸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签署的电令通过香港有关单位传到了在纽约任教的陈翰笙手里，毕季龙遵嘱打点行装，带着优秀的成绩单和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于1950年“五一”劳动节那天回到祖国，到乔冠华担任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的办公室报到。毕季龙与乔冠华是老朋友，两人均具有文人潇洒倜傥的气质，加之学识渊博，更是无话不谈。乔冠华当然知道毕季龙应召回国，因而请示周总理同意后把毕季龙请来当政策委员会的秘书。两人虽是上下级，可友谊依旧。毕季龙本来应该从事经济工作的，没想到这一安排，竟使他在外交岗位工作了几万个日日夜夜。

　　朝鲜战争爆发后，毕季龙随同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入朝，当了新闻发布官。停战谈判结束后，在违反停战协定、战俘遣返等诸多问题上，毕季龙经常舌战美军人员，批驳得对方无言以对。那时，毕季龙白天要应付难缠的病态的美方人员，人静夜深时，还要起草细致缜密的报告，详尽地向远在日内瓦的周总理报告美方违反停战协定的一切重大情节。这时毕季龙已从中方联络官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参谋处处长和秘书处处长。从朝鲜回国后，毕季龙更忙了。从1958年到1968年的10年间，毕季龙参加了许多重大的外交活动。1961年夏，他随陈毅副总理参加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的许多活动、主张、声明不少由担任新闻官的毕季龙传达出去。当时，不少西方记者对新中国的外交官的才华没有认识，认为难免不够老练通达，殊不知，乔冠华的夫人龚澎已使他们甘拜下风，现在遇到后起之秀的毕季龙，几次交锋，这些“无冕之王”也不得不拜下阵来，连称以后要小心应付。当时西方舆论除赞扬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章汉夫、李克农副部长的才华学识外，乔冠华、龚澎等也是他们经常提到的人物，毕季龙也慢慢地被他们所认识，因而在赞扬他的同时，还登上他的小传，其中特地提及他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商业管理系硕士生的学历。

　　之后，毕季龙出任国际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经常奔赴纽约、日内瓦、瑞典、加拉加斯等地参加联合国的有关会议。第二十七、三十届联合国大会，他以秘书长的身份随同乔冠华团长参加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毕季龙作为团长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国海洋会议第三期会议。讨论问题从大陆架定义谈起，直到海底深处资源如锰矿等如何让有关国家共同分享等，可谓内容庞杂，无所不包。中国代表团不光要参加各种会议，就各种问题具体表态，还要讨论许许多多的决议草案，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进行无休止的磋商，毕季龙作为团长，在处理问题上，总是笑容可掬，镇定自若，细致耐心，赢得了不少国家代表团团长的称赞，认为毕季龙确实是一位中国不可多得的、高效率的高级外交官。经过多次磋商，联合国海洋会议终于通过决议和声明，成为处理国家海洋争端的重要依据，这里面有着中国代表团的心血，也有着毕季龙的辛劳。所有这一切使毕季龙更向联合国事务靠拢，一直到他担任第二任副秘书长时，其才华、学识发挥到了最好的地步。

　　唐明照任期满后，有关部门就研究由谁接替唐明照最为合适。研究多时，理想人选不约而同地集中在毕季龙身上：他有丰富的阅历和外事工作经验，学识渊博且善解人意，为人谦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问题，英语运用自如以及能写文章。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毕季龙体魄健壮，能胜任联合国工作繁重且复杂多变的任务。毕季龙在联合国主管技术合作与发展部。这个部门是在1978年第三十三届联大会议上应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而建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后，一再要求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给予各国发展问题以及更大的关注。目标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第六次联大特别会议就是在此背景下召开的，成立技术合作与发展部也与此密切相关。当他们获悉中国政府向秘书长推荐毕季龙出任该部门的行政首长时十分高兴：他们都与毕季龙有过交往，认为他为人精干容易相处；中国关心发展中国的经济建设，毕季龙出任此职，发展中国家定能寄予厚望；毕季龙的英语好，讨论问题能直截了当，因而工作效率能大大提高。

　　毕季龙在这个部门一呆就是6个年头。6年期间，他风尘仆仆地访问了六七十个国家，足迹遍布亚非拉美各国，结交了上万的各界人士和朋友。

　　在联合国内部，毕季龙受到职员们的高度尊重，把他视做干实事效率高的副秘书长。毕季龙的技术合作与发展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从最初的几十个人发展到了拥有六七百名工作人员的享有盛誉的部门。联合国人士这样评论说：如果说唐明照的非殖民化部门经过7载工作，非殖民化取得急速发展而能记入联合国历史的话，那么毕季龙的技术合作与发展部门同样也以成绩斐然为人们称道而翻开联合国历史上的新的一页。

　　1985年，毕季龙结束了联合国副秘书长长达6年的任期，回到了北京东城区一座古老的小四合院。毕季龙仍旧繁忙异常，他出任中国联合国协会会长、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等职，从事民间外交活动。余暇时，他和夫人胡济邦切磋文章，沉醉于那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人生回忆，过了几年温馨的家庭生活。然而，胡济邦一病不起，病魔夺走了她的生命。毕季龙异常悲痛，他决心迁居上海，以免过于悲痛的回忆使他不能自持。

　　毕季龙的夫人胡济邦是一位传奇女人，是外交部早年有名的才女之一，

　　胡济邦出生于山清水秀的浙江永康，童年过着清贫的生活，但她秉烛苦读，12岁就考入当地初级女子师范学校。后成为杭州女子政治学校的优秀生。1928年，她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在学校，她接受进步思想,不久，被学校开除后到北京大学借读。此时前后，她与孙晓村、王昆仑组织马列主义研究小组，参加抗日活动。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胡济邦曾当过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公子的英语家庭老师，闲谈时，胡济邦得到了大量军事核心机密，甚至包括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具体细节的情报，她立即送至南京正元实业社(党中央特别科)，以后转到了李克农将军的手里，使党中央及时粉碎了蒋介石的阴谋。胡济邦为人民立了大功。

　　之后，胡济邦以杰出的外语、丰富的学识进入国民党的外交部，并以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新闻随员的身份被派驻莫斯科。在莫斯科，胡济邦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奔走：报道苏联真实情况，为党购买电讯器材。在整个二战期间，胡济邦只身呆在苏联，其足迹遍至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莫斯科战场、波罗的海。战时战后在苏联举行的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及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与兄弟党和政府领袖访问莫斯科等，胡济邦或以记者或以新闻秘书身份几乎无一遗漏均参加了，为此她写了许多真实动人的报道：《解放后的斯大林格勒》、《莫斯科大会战》等，显示了胡济邦这位杰出女性的才华与风采，也展示了这位英才在莫斯科度过13年的传奇经历。

　　在毕季龙和胡济邦结为连理之后，夫妇两人相敬如宾。尽管毕季龙的工作十分忙碌，每次出差回来，总要带回一些胡济邦爱吃的东西，有时亲自下厨房为其烹调，胡济邦生了病，毕季龙总要伺候左右，问寒问暖，直至她痊愈。毕季龙有句感人名言：人生得一知己不易，我与济邦结为夫妇，要生死与共，直至走到人生终点。胡济邦得顽症去世后，他经常望着夫人的照片潸然泪下，有时睡着觉突然醒来，嘴上还叫着他夫人的名字。就是在这种悲痛难以控制的情况下，毕季龙的好友和有关同志几次劝慰毕季龙更换一下环境，以免他伤心过度发生不测。在这种情况下，毕季龙才搬到了上海居住。

　　因为工作需要，毕季龙经常西服革履，然而回到家里，却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尽管在国外工作多年可是室内却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台并不太时新的彩电，加上一些式样陈旧的沙发就是毕季龙的全部家当。书柜倒是摆得满满堂堂的，一有空，毕季龙就坐在藤椅里，读诗词，看古书，写文章，直到深夜才关上他的台灯。步入耄耋之年的毕季龙还是那样既勤奋又充实地生活着。更为感人的是，他把多年在国外工作的积蓄全部交给了国家，以至邻里很难相信这位待人亲切、生活简朴的老人就是曾为我国作出相当贡献的外交家毕季龙。

　　现在，每天清晨，人们在上海漕河泾的马路上，总可以看到一位身材健壮、颇有气度的老人在散步。他一边散步，一边念着诗人李义山的名句：“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情”。他就是毕季龙，来自中国的联合国第二任副秘书长毕季龙。他在回忆丰富人生的过去，思索着金色晚秋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