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轩”在拍卖市场上创下的“天价”，也使同胞姐妹天津博物馆藏的“玉壶春”瓶备受关注，记者揭开津门馆藏珍品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珐琅瓶同胞姐妹身价翻了近万倍

　　“就是这么一件国宝级文物却险些成为他馆之物。”

　　崔锦老先生是当年收购瓷瓶的当事人之一，时任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他说，天津博物馆收藏的这只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是用“天价”买来的宝贝。

　　崔老介绍，此瓶原藏清宫，后被北洋时期一名军医官收藏。此公寓居天津。当时天津文物界并不知这样一件稀世国宝就在自己身边。20世纪60年代，北京韵古斋文物店来津以12000元人民币购得此瓶。按当时文物收购政策，文物商店出省市收购文物须与当地文物部门打招呼；收购完毕还必须将所购文物交该地文物部门验看。如有该省市需要的文物，可加一成优先售予该省市。

　　“天津能够购入这件国宝应感谢那年头人们遵纪守法诚信的良好品德。当时，北京来收购这件瓷瓶的人按规定向天津文物部门进行通报，于是才使我们发现了这只藏于津门的稀世珍宝。”13200元这个价格对于当时来讲可是“天价”了，崔锦称这个价格在天津艺术博物馆当时收购的所有文物里，是收购价最高的一件文物。他说：“比如1960年博物馆要搞天津作家绘画展，搞这样一个展览全部展品的花费也是一万多块，而单单这样一个瓷器就要花13200元，我们当时都捏着一把汗，担心万一买‘打眼’了怎么办？”

　　深宫之宝真伪难辨 请来名师鉴定国宝

　　徐进修女士是天津博物馆陶瓷鉴定专家。据她说，此瓶原系清宫内府之物，后为天津收藏家潘之翘所藏，1960年天津艺术博物馆征购入藏。

　　徐进修回忆：“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购这件瓷器时，我才是20几岁的年轻人，馆里要花这么多钱来买这件瓷器，对于它是否真如卖家所说是‘从宫里出来的东西’，我们确实没有把握。”

　　因为售价太高了，徐进修就请来自己的老师孙瀛洲，孙先生是时任北京故宫博物院最权威的瓷器专家，他专程到天津来亲自鉴定。“最后由孙老确认是清代宫廷里的珍品，我们才买下来”。

　　“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购到这件瓷器，当时惊动了国内各博物馆，很多知名收藏家都闻讯赶来观看。该瓶无论题诗，绘画风格都符合宫里的东西，但款用的是赭石色，款色与其他瓷器有些不一样。这件瓷器的画稿是蒋庭锡画的。”

　　珐琅瓷瓶一掌大小 玲珑纤体身价过亿

　　目前所知的珐琅彩瓷瓶存世仅有四只，除香港艺术交易商William Chak出价1.15亿港元购入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外，其他三只分别在天津博物馆、瑞士和英国两个私人藏家手中，而且后两只已有破损。

　　记者在天津博物馆位于二楼中厅的精品馆内，看到了这件被单独放置在玻璃罩内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

　　这只价值连城的瓷瓶仅有一掌之高，质地莹白温润，瓶身绘有雉鸡、湖石和盛开的芍药，并有墨书题诗，造型古朴，纹饰精美。说明文称：“底楷书‘乾隆年制’款，是诗、书、画合璧的彩瓷艺术珍品。”

　　拍卖会上身价过亿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与天津馆藏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在品质上会有不同吗？

　　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认为：“从品质上讲两件东西应该不相上下，都代表当时制瓷业最高水平，都是皇帝赏玩的物件。我个人认为，从艺术视角来讲两件未必都是极品，但从珐琅彩制瓷工艺上讲都很出色。”

　　“天津馆藏的‘清乾隆款珐琅彩芍药雉鸡纹玉壶春瓶’，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因为它年代久远，而是制作方法特殊，这种瓷器要先在景德镇烧制素胎，千里挑一地精选，然后运到北京，由宫廷画师用玻璃料精心彩绘，画成后再选，再烧，烧成后除少量绝无瑕疵的精品可供皇家使用外，其余成品也必须全部销毁，所以这小小的瓷瓶标志着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

　　“珐琅彩器现存大多是盆、碗之类，立式器物很少，所以，天津收藏的这件玉壶春瓶被《美术全集》清代瓷器卷作为封面，可见其珍贵程度了。”

　　作为天津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相比较身价过亿的“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天津博物馆馆长陈卓对自家馆藏之物更显偏爱。

　　“‘古月轩’锦鸡图双耳瓶瓶面绘有一对栖息于树枝上的锦鸡，但两鸡头部相错，锦鸡尾也耷拉着，好像要离婚，而我们馆藏的玉壶春瓶一对锦鸡相依相偎，尾羽舒展，显得恩恩爱爱，单从画面构图讲，‘玉壶春’就要比‘古月轩’更胜一筹。”

　　工艺精湛画功顶尖 宫廷珍品乾隆把玩

　　珐琅彩瓷，始烧于康熙晚期，盛于雍正，乾隆之时，多由宫廷如意馆画师所绘，精丽至极，是皇室御赏器。

　　清代所有的瓷器都在景德镇烧，唯有珐琅彩瓷器是先在景德镇用高温烧成白瓷，然后送到西华门的清宫内务府造办处以珐琅料施彩，由造办处珐琅作在彩炉中以低温烧成，可见其珍贵。

　　珐琅彩是康熙年间由法国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一种颜料，康熙年间开始实验在中国瓷器上使用，到了乾隆年间，清朝国力鼎盛，珐琅彩瓷器的烧制也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是烧造数量有限，而且属于宫廷御用，所以流传下来的数量有限，成为瓷器收藏中的极品。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长周继海表示，如果纵向比较，珐琅彩瓷器可以说秉承了历史上中国陶瓷发展以来的各种优点，从拉胚、成型、画功、用料、施釉、色彩、烧制的技术上几乎是最精湛的。横向比较，在乾隆时期出现了很多极其优秀的陶瓷作品，但珐琅彩在制作程序和用料上是其他众多品种无法比拟的。画工也不是一般的窑工，而是皇宫里面顶尖的专业画师，所以说这类器物可以代表当时最高的艺术水平，最高的工艺水准，况且是乾隆皇帝把玩过的东西价值就更高了。

　　北京没有类似瓷瓶 台北故宫也皆碗盆

　　著名陶瓷鉴定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长年研究故宫瓷器，他说“北京故宫里还有特别好的珐琅瓷，但没有与瓷瓶类似的器物”。

　　据称，1925年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集中将康、雍、乾珐琅彩瓷器陈列在端凝殿，也仅有200余件。后来1949年国民党政府把许多珍贵文物运往台北，其中包括25248件清宫旧藏瓷器，清代康雍乾故宫三朝珐琅彩瓷器绝大多数都藏在台北故宫。

　　原天津艺术博物馆馆长崔锦说，他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看到很多珐琅彩器物，但形状多是盆碗状，作为立体瓶状实物他在该馆没有看到。

　　张择端《西湖争标图》真伪之争喋喋不休

　　在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众多名画珍品里，馆藏的《西湖争标图》是否系北宋人张择端所作，一直是国内美术史论家和书画鉴定家们至今争论不休的话题。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是举世闻名的艺术珍品，但他是否还有画作《西湖争标图》？最早和最有力的证据，学界普遍以《清明上河图》卷尾一段金人张著的跋文为依据。跋中说：”翰林张择端……按向氏《评论图画记》云《西湖争标图》、《清明上河图》，选入神品，藏者宜宝之。”寻觅《西湖争标图》就成了人们魂牵梦萦的事。

　　1959年，天津艺术博物馆编辑的《艺苑掇英》出版，该书收录的一篇题为宋人《龙舟图》的作品，为美术史论家和鉴赏家们寻找《西湖争标图》带来希望。

　　珍品曾误无名辈 “西湖争标”真伪辩

　　与此同时，著名书画鉴定家张珩，美术史论教授金维诺和古建筑专家罗哲文对此画是否是张择端《西湖争标图》展开了争辩。

　　见证当年这场大辩论的天津著名书画鉴定家、天津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崔锦先生回忆道：“我们艺术博物馆于1958年买下此画，但画名称为《龙舟图》。1959年馆里出画册《艺苑掇英》，就将这张画收录进去，我记得当时卖价是1000元(3本册)，但韩慎先讨价还价花了800元买下。”第一个发现此画有“张择端呈进”五字款识的人，是时任中央美院美术史系教授的金维诺先生。

　　在此前，馆内鉴定家韩慎先、张老槐以及收藏此画的张叔诚先生皆年事已高，都没有发现写在粉墙上的五个小字。金维诺的发现，立刻让这张由于幅小、字小，一直未被注意到作者名字和图画原名、被当作一般的无名《龙舟图》在流传的画，名声大噪。

　　建筑图景应真迹 风格画法疑赝品

　　1960年，金维诺在《美术研究》第一期上发表对此画的考证文章，他依据宋孟元老《东京梦华笔录》，惊奇地发现画中所绘图景与记载相吻合，同时还对金明池的地理位置进行考证，推论此画就是大家苦苦寻觅的张择端的《西湖争标图》。

　　金发表此文后，古建筑专家罗哲文从古建筑角度出发考证，也认为这幅画是张择端的东西。

　　两位专家的考证结论一经发布，立刻引起社会关注，但到底是不是张的真迹？

　　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书画界最权威的书画鉴定专家，张珩的考证从绘画本身的时代风貌和个人风格入手，指出《西湖争标图》的画法比《清明上河图》晚，是宋南渡后的风格；从个人风格看，两画风格甚远，绝非同一画家之手。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这幅画乃南宋人模仿之作。

　　张珩对这幅画的真伪论述有根有据，画界皆认可张的判断。

　　不盈一尺是瑰宝 亦真亦假皆神品

　　记者在天津博物馆精品馆内见到此画，不足一平方尺的绢素上(画幅高28.5厘米，宽28.6厘米)，描绘了一幅宏伟的场面：碧波荡漾，深殿广宇，最引人的是湖中争渡的小船，以及近千个小如蚊蚁的游人。画右粉墙上有“张择端呈进”五个蝇头小楷。笔法工致，刻画细腻。

　　也许，正如张珩先生对此画的另一评述：“此画虽未为真迹，出于南宋时人模仿，然原本之出于择端，宜足征信。盖古人谓下真迹一等者，即此还是瑰宝，又何必择端真迹始称珍重也。”

　　绵绵长卷“画自己” 画如其人读心境

　　“到天津博物馆，不看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你等于白来。”

　　崔锦对八大山人《河上花图》的推崇让人始料不及，八大山人及其《河上花图》到底有何惊人之处，竟让一馆的奇珍异宝相形失色？

　　八大山人的这幅绵绵长卷画，大笔水墨写意，以荷花为主，坂坡小草，溪水潺潺，以寥寥几笔兰竹、柳树点缀其间，画尾为长跋。题河上花歌37行。

　　释文对此画的赏析也充满诗意：滚落荷叶的水滴声伴着蛙声轻鸣，晕染出荷塘的清雅景致。

　　墨叶随浓随淡，更显得荷花晶莹洁白、香气自生。“这是八大山人传世佳作之一。为1697年72岁作。要读懂八大山人的作品，就必须先读懂八大山人这个人，‘画自己’是走进八大山人作品内涵的钥匙。”崔锦说。

　　亡国后裔悲观绝世 参禅莲荷平复惶惑

　　八大山人与弘仁、石涛、石溪并称“清初四大画僧”。他原名朱耷，系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世王孙。尽管金枝玉叶，赶上的却是明被清灭之时。作为亡朝后裔，入清后隐其姓名，长期隐居南昌青云谱道院当道士。

　　朱耷在所有的亡朝子孙中，又是最悲观绝望之人。面对清廷的大赦，他不敢有丝毫轻信；目击亲友的复出，他难生半分懈怠。他四处藏匿、亡命天涯一段岁月之后，看破了红尘，遁入了空门。在僧道交替的流浪中，他装聋作哑、藏头匿尾32载，甚至在出现癫狂的精神错乱症状时，仍不敢放弃隐姓埋名这最后一道求生的防线。

　　其署款“八大山人”，连缀似“哭之”或“笑之”之状。诗文题跋则含蓄隐晦，亡国之痛，狂放之态，寄于纸上。

　　此时再回过头来欣赏八大山人的《河上花图》，会发现那份孤独，似乎在佛理的滋润下，渐渐地复归平静；那份悲寂在禅机的疏导下，慢慢地得到升华。于是，他心中有佛，画中有佛，被视为托生的莲花，在他晚年这幅以莲为主的《河上花图》里得到升华。

　　画家在作画，画出的却是自己的心。(来源：世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