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属马来亚”是一个历史名词，是二战前英国在东南亚的主要殖民地，它包括现在属于马来西亚国西马部分的马来半岛和现成为新加坡共和国的新加坡岛。“英属马来亚”是除中国以外世界上华人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地区)，全地区总人口五百多万人中，华人约占了百分之四十五，以闽、粤、琼三省籍人为主。当时的“马来亚”只是英国殖民地，华人中只有少数人属英籍民，其余大部分还是没有公民权的中国国籍的华侨。在国家观念上，马来亚华侨强烈地把中国认同为自己的祖国。即使理论上享有“英移民”身份的“海峡殖民地”(马六甲、新加坡、槟榔屿)土生华人，虽然理论上享有“英移民”身份，但殖民地政府从未进行过公民权登记，这里的“海峡华人”在观念上仍把自己视作中国人。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激起全体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掀起了全民抗战大潮。抗战热潮在国内兴起，也强烈地震撼了马来亚华人社会，激起了华人社会捍卫祖国主权，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义愤，掀起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保家卫国”的全民行动的热潮。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促进了马华社会的团结，文化界、工商界、工人、店员、学生、农民纷纷行动起来。“七·七”事变后，马来亚各华文报刊立即发表社论，声讨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华侨领袖及各华侨社团立即发表讲话，发出通电，拥护国民政府领导全国军民开展反侵略战争。新加坡各华人社团立即集合，发起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德高望重的爱国老人陈嘉庚被推举为会长，立即开展筹赈救灾行动。接着马来半岛各州槟榔屿、马六甲、雪兰莪、彭亨、柔佛、吉打、玻璃市、丁加奴等也分别成立了各州筹赈会。此后，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也纷纷成立了筹赈会。为加强东南亚地区华侨筹赈会的领导，统一协调行动，经各地华侨领袖协商，1938年10月在新加坡召开了南侨筹赈代表大会，参加的有英属马来亚、荷属东印度、菲律宾、暹罗、砂捞越、安南、缅甸、北婆罗洲、香港等地区代表160多人。大会通过决议，选举产生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21人的常务委员会，其中马来亚占16人，是南洋筹赈总会的主力，陈嘉庚当选为总会常务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办事机构设于新加坡。

　　在南洋筹赈总会的领导下，马来亚华侨万众一心，迅速掀起如火如荼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

开展罢工罢市、抵制日货和抗日宣传活动

　　从1937年8月开始，新加坡、槟城、吉隆坡、马六甲、怡保等地报刊、学校、剧团等纷纷联合行动，组织宣传队，号召人民行动起来，罢工罢市、抵制日货。全马各地工矿企业工人纷纷组织罢工，抗议日本侵华，到年底，新加坡工人总共组织327起针对日本资方的罢工。1937年11月23日，正建筑中的日本人子弟学校一百多名建筑工人因痛恨日本侵华，实行无限期罢工，使学校无法建成。12月8日，柔佛州巴都巴辖大铁矿八百多名矿工大罢工，使铁矿生产陷于瘫痪。12月14日，丁加奴州日资甘马挽铁矿一百多名矿工无限期罢工，矿山生产陷于停顿，这些企业工人的罢工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团结起来的强大力量，使日本老板蒙受了重大损失。与此同时，马来亚各大中城市商贸行也配合工人罢工开展抵制日货运动，导致抗日战争开始后，马来亚输入日货大幅度减少。1939年初，在日本东京出版的《东洋贸易研究》杂志刊登署名白石原吉的文章透露：“七·七事变”前，日货平均每月输马7000吨，总值400万元，事变后减少到每月3000—4000吨，总值才100多万元。其中副食品由每月50万元到完全绝迹。新加坡输日货物由事变前每月7000吨减少到每月3000吨。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开展，日商在新加坡、吉隆坡经营的商店门可罗雀，纷纷倒闭。

开展文艺宣传，唤起民众同赴国难

　　1938年后，中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纷纷到马来亚开展文艺宣传活动，动员华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39年，胡愈之、徐悲鸿、郁达夫先后到达马来亚，积极投身华侨抗日大潮中。

　　徐悲鸿一到达新加坡就立即勤奋进行油画创作，多次举办个人画展，以他在世界美术界的崇高声望，为支援祖国抗战义卖献金；胡愈之、郁达夫则分别担任新加坡南洋商报总编辑和星洲日报副刊编辑，撰写社论、组织稿件，动员华侨，出钱出力，支援抗战。胡愈之每天为南洋商报写一篇社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天罪行，对激发广大华侨对帝国主义罪行的民族义愤，促进抗战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1938年，祖国文艺界纷纷到马来亚开展演出活动，宣传抗日，掀起了马华社会抗日运动高潮。由夏知秋等著名演员带领的武汉合唱团一到达新加坡立即投入紧张的演出活动，节目全部是宣传抗战的激动人心的作品，除了在舞台演出外，他们还到街头广场演出活报剧、舞蹈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激动人心的小节目。在新加坡演出四个月后，全团又到柔佛、马六甲、森美兰、雪兰莪等州演出，使各种各样的抗战歌曲迅速在校园及群众中广泛流传，收到极大的宣传效果。尤其是该团创作的《保家乡》这首短短的歌谣，那鲜明的爱国主义主题、简洁明了的歌词和优美的民歌旋律以极大的感染力一下子就风靡了马华社会，一时间“同胞们，细听我来讲，我们的东邻舍，有一个小东洋，几十年来练兵马，一心要把中国亡！……”那歌词很快就唱遍了马来亚城乡华侨之中，收到了鼓舞群众、团结抗日的宣传效果。全团在不到一年的巡回演出中共收到观众捐献的抗日献金38万零吉(马币)和120万中国货币，全部交由南侨筹赈总会汇往中国。

　　由著名电影演员王莹、金山率领的新中国剧团在马来亚一年的演出更是极大地打动了马来亚广大华侨的心，成为提高华侨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意识的强烈催化剂。新中国剧团的前身是“七·七事变”后成立于上海的“上海救亡剧团”二队，分配到五战区，由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李宗仁在“台儿庄大捷”后，决定派二队去马来亚演出，以扩大其在华侨中的影响。二队的中共党组织经请示上级党组织同意后于1940年5月经越南转道到马来亚演出。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演出六场，主要剧目包括阳翰笙编剧的《塞上风云》、田汉编剧的《永定河畔》(后改名《芦沟桥》)以及《放下你的鞭子》、《为自由和平之战》、《台儿庄之战》、《民族万岁》、《九·一八以来》等，这些节目强烈讴歌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抗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940年8月起，新中国剧团出发到新山、哥打丁宜、巴都巴辖、麻坡、昔加挽、吉隆坡、马六甲等地巡回演出，到1941年2月，先后演出400多场，共计筹款216万元，为南洋筹赈总会筹赈祖国难民做出了巨大贡献。更重要的是武汉合唱团和新中国剧团在马来亚的演出活动强有力地向广大华侨进行了形象生动、意义深远的爱国主义宣传，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华侨投身到抗日斗争洪流的热情，在巡回演出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华侨热爱祖国，争相为支援祖国抗战作贡献的感人事迹。许多看演出的妇女在献金活动中不仅献出了身上全部现钱，还把戴的耳环、手镯、戒指也全部当场取下，投入献金箱，有的贫苦三轮车工人把多年来省吃俭用积存的几十元血汗钱带着去看演出，全部捐献给祖国难民，还有的小学生把平时舍不得花掉而积存下来的十几元银角和铜板用竹筒装着上台献金。这些感人事迹在报纸上刊登后深深地激励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促使马来亚华侨抗日救国运动一浪高过一浪。

筹赈牵动了华侨的心

　　在爱国主义宣传运动强有力的促进下，马来亚华侨在祖国抗日战争一开始就在陈嘉庚先生为首的南侨筹赈总会的组织下，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筹赈献金、支援祖国抗战的群众运动，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工人、农民、家庭妇女都纷纷行动起来，不遗余力地为抗战筹款，为赈灾出力。筹赈总会还动员社会各阶层开展购买国民政府发行的抗战公债运动和动员侨胞参加抗战月捐运动，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怡保、马六甲等大、中城市各华文学校师生立即行动起来，组织“卖花队”，自制绢花，纸花，分头到大街小巷、戏院、车站、码头，动员群众购买，收入全部交南侨筹赈总会统一汇回祖国支援抗战。

　　筹款运动牵动了千千万万华侨的心，连平日很少参与华侨爱国运动已成为“英籍民”的“海峡华人”，在马来亚华侨社会如火如荼的支援祖国抗战的热潮中也不甘落后，组织起来，开展义卖献金运动。“海峡华人”妇女由于世代与马来族文化融合，已经形成了集中、马、英三种文化于一体的特殊群体，她们讲的是中、英、马三种语言混合的“海峡华语”，穿的是马来民族的“沙笼”，喜吃马来民族风味的咖喱、酸辣菜，被后期华侨戏称为“番婆”，她们与中国的家乡基本上已失去联系。“番婆”们心灵手巧，在多年与马来饮食文化的揉合中独创出精美绝伦的多种多样的“番婆糕”，虽然只用椰浆、椰蓉、红糖、粒米粉、花生、芝麻等原料制作，但是别出心裁，形酷、色艳、味美，是马来亚食文化一绝，在南洋民间风味食品中享有盛名。在支援祖国抗战运动中，新加坡、吉隆坡、槟城、马六甲等城市的“番婆”们纷纷走出家门，到游乐场、戏院、广场摆摊，义卖“番婆糕”，为支援祖国抗战出力，充分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

　　献金抗日运动的成果究竟有多大？据郁达夫主编的《星洲十年》?穴星洲日报创刊十周年纪念?雪引用的资料，从抗日战争开始到1938年终一年半中，全马来亚华侨共购买抗战公债12，864，105元，献金义捐19，901，721元，合计共32，765，826元，当时全马华侨总人口2，105，895人，平均每人15元，按当时物价及实际消费水平，足够一个人三个月的伙食消费支出，足见当年筹款运动之深入人心与华侨的爱国热情是多么感人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