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与旧体诗共荣并茂

　　针对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诗歌精神极度沉沦，对新诗现状持全盘否定态度，诗评家吴思敬认为这是偏见。他指出不仅是那些坚持终生写作的老诗人，而且一批批的中青年诗人，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耕耘着，默默地播撒诗的种子。世纪初的中国新诗，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态势，表现为消解深度与重建诗的良知并存等特点，尽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消费主义与大众文化盛行，一种把诗歌视为个人的语言狂欢的看法在年轻人中很有市场，还有人将诗歌作为低俗欲望的宣泄。但与之相对抗的另一种声音也始终存在，一些在世纪之交活跃的青年诗人提出诗歌要关注民生，面对现实，勇于承担，重建诗的良知，并强调诗的精神境界的提升，如牛庆国的《杏花》和江非的《妈妈》表现了对西部妇女和农村妈妈的深切同情和关爱，非典以后不同流派的诗人自发会聚一堂，举行“睁开眼睛——SARS以后的中国诗歌专场朗诵会”。吴思敬表示乐观：我们不必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现代诗歌的双重传统面前妄自菲薄，中国新诗的薪火将在新世纪得以延续。

　　中华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郑伯农用一组数字描述了中国目前古体诗创作的繁荣状况：中华诗词学会现有一万多名会员，全国经常参加古体诗词活动的人员达百万以上；全国约有500多种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古体诗词报刊，每年发表的古体诗词新作达10万首以上。郑伯农认为，没有必要把新诗和旧体诗对立起来，中国古典诗歌长盛不衰的原因就是各种诗体争奇斗艳，新诗和旧诗不是互相排斥关系，而是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携手并进的关系。

　　民族性不排斥外来文化

　　讨论诗歌的民族性和当代性的关系关涉到当今中国诗歌文化的走向，这是诗人和理论家都十分关注的课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人吉狄马加认为：中国古典诗词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形成了成熟的艺术形式、稳定的美学特征和抒情方式，形成形神合一的美学特质。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诗歌像中国古典诗词那样表现出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审美诉求。中国新诗是东西方文化相交汇的产物，虽然历史短暂，却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这便是爱国主义、乡恋情结、忧患意识和人格魅力为内涵的精神意蕴，构成诗的主体，同时又以崭新的语言结构和意象营造以及更自由的抒情方式，传达时代精神和抒写心灵，从多角度多向度表达当代中国人不断发展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

　　诗评家谢冕认为：古典诗歌的不朽魅力使今人感到古典的压力，但继承与复古不是一个概念，彻底摒弃古典与复古是两个极端，都不可取。

　　老诗人屠岸认为：民族性并不排斥外来文化，然而它又绝不能以丧失民族精神和魂魄作为与外来文化融合与对话的前提。鲁迅就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的典范。诗歌形式并不是决定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唯一因素，其中至关重要的是诗歌中的精神存在。因此民族化在新诗的形成和发展中正是将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同化，并扩展自身话语表达和审美表达的一个明证。

　　本土化策略：追求“和而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杨匡汉认为：我们的一些诗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显出心态上的膨胀，或是把西方的价值观念无限放大，或是对西方的表达方式亦步亦趋，并没有真正消化西方的东西。对于诗歌而言，全球化浪潮只能造成“同而不和”，本土化策略则执著追求“和而不同”，那才是中国当代诗人所期待的诗歌生态和文化理想。本土化策略概而言之，即汲古润今，汲洋润中，深入当代，自主创新。对于当代诗歌来说，我们具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可供汇聚、选择、利用和转化，包括思想资源、美学资源、语言资源。

　　台湾诗人向明认为：当今新一代诗人和不想守旧落伍的诗人，在作着各种尝试、各种试验，希求突破陈袭，另造新天，我们应容忍这种种尝试，时间自会去腐陈清，留住大家都能接受的精品。纵然改革求新之道千千万，现在的诗仍然是以含意丰美的方块字为表意载体，诗所表现的仍然是中国人的脉息思想，仍然在追求中国诗视听双修的传统特色，这是永远变化不了的诗的根源。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我们相信，诗人们将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作出出色的回答。(来源：人民日报，作者：杨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