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的时候对历史很感兴趣，那时，我有一位同学的姐姐是学考古的，我听他说起，就觉得考古对研究历史非常有用。另外，考古对我的吸引力还在于，做这个工作不仅仅要在房间里看书，还要做田野发掘工作。

　　1956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历史系，然后就分专业了。

　　当时的专业有现代史、世界史、历史和考古。我觉得要研究历史，除了古代文献之外，考古能够发现很多活生生的资料，而且这些资料文献上还不一定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研究考古学来重建中国古代史。于是就选择了考古专业，我们班上大概有20多个人。

　　到三年级的时候，我们班开始了正式的考古实习。

　　第一次是在陕西华县发掘仰韶文化元君庙墓地和另外一个遗址。除了在华县实习以外，还到西安、宝鸡等地参观，看了一些遗址和古代建筑。比如宝鸡杜鸡台，这是我们的老师苏秉琦先生发掘过的地方，我看了觉得很亲切。

　　虽然当时运动很多，但是老师教得很认真，加上北大学风很好，同学们都学到了不少东西。因为我家在河南，所以毕业以后被分配到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一分到地方上来以后，我发现与以前的设想不一样。

　　比如，如果留在北大，那你就可以只搞商周这一段；你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你是哪个研究室的，专业分得比较明确。

　　到地方上以后，分得不是那么细，也没办法分了。也就是说，要求你是通才。当然，这样的好处是能锻炼人。我1961年来了以后，第一个工作是整理洛阳过去发掘历代古墓的材料，第二个工作是参加全省碑刻调查，这次调查几乎把整个工作队的人全部调动了，足足搞了一年多。后来回过头来看，这项工作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经过文革以后，好多东西都破坏了。可是，经过这次调查，资料仍然留下来不少。

　　新婚第三天 参加侯马考古会战

　　1963年，山西侯马建了几个比较大的工厂。那个地方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首都。那里发现有古城遗址、铸铜遗址、墓葬等。当时山西人手不够，文化部文物局就在全国抽调了一些人到那里参加全国性的考古发掘大会战。我是8月1日去的，刚新婚第三天。当年由于河北发大水，京广线正在抢修，为了赶时间，我只好西走陇海线，夜宿潼关，再步行到黄河边，坐船渡河，经历了一番惊险。最后在风陵渡小停，再坐火车到侯马。直线225公里的距离，我们足足走了两天多。

　　那个地方条件比较艰苦，加上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条件不好。因为工期赶得紧，我们把工作放在了第一位，连一些休息时间也放弃了。我们在那里发掘的主要是铸造铜器的作坊，发现了铸造铜器的陶范。

　　这个地方的发掘难度很大，文化层堆积非常密，密到你不太容易分出来哪个地方是坑，哪个地方是层。不过做这种发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这里做完以后，比较简单的地层现象就迎刃而解。

　　到后来，天气冷了，我们的工作更紧张了，如果不赶快做完，现场就被冻坏了。12月中下旬，我们的发掘工作还在继续，晋南刺骨的寒风，覆盖大地的白雪，让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深。

　　1964年，我在三门峡发掘了一些秦代、汉代、唐代的墓葬。当时，是配合三门峡一些工厂搞基建工程。记得那个工程时间挺紧，而且发掘墓葬时间正是七8月份特别热的时候。墓里面太阳直射，至少四十多度，我们在里面真是挥汗如雨。因为没有人看守，当天的工作必须做完，不然晚上有人弄坏了就麻烦了。

　　后来，我参加了渑池县仰韶村大型遗址的“四有”工作。所谓“四有”，就是说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科学档案，有保护组织。

　　我们当时就要了解这里的保护范围。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就在仰韶遗址做过发掘，1950年代考古所也在这里发掘过。可以说，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发端就在这儿。我们想把这个遗址的分布搞清楚。

　　需要说一下的是，安特生做的时候有一个毛病，他把这里包含的几种文化因素给混合到一块儿去了。1950年代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去做的时候，就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清楚了。我们在那里搞测量、钻探，刚把这里弄完，文革开始了，这些资料全丢了。

　　在壕沟里 发现近百个头盖骨

　　1972年郑州恢复搞建设，郑州市有一个郑州商城，遗址与建设有一些矛盾，我们就是配合建设做这个遗址的保护和发掘，正式重新开始做考古工作。我们的所领导安金槐是郑州商城最早的发现者和研究者，他提出这是一个商代的城，但是一些人表示怀疑。因为当时安阳还没有发现商城，而安阳比郑州晚，你这里怎么会有商城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头一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先证明这里是不是商代的城。

　　当时，我们把西城墙、东城墙、南城墙又重新挖开，发现这个城墙底下压着灰土，说明这里就是有人活动的地方，这个灰土里面的陶片，最晚的是商代早期的。

　　城墙里面也有陶片，最晚的是商代的，但是里面没有瓷片、铁片等东西。这就是说，在这个城墙底下压的都是商代的，城墙里面包的也是商代的，当然，时间上有早中晚之分，但是可以证明这是商代城墙。

　　后来，我们又在这里发现了商代的宫殿遗址，有商代的青铜器窖藏，出了好多大型青铜器如大方鼎、大圆鼎等。

　　上世纪50年代做的时候，他们就认为是商代的城，到60年代，安金槐认为可能是商王仲丁的隞都，邹衡先生也觉得可能是。到了70年代，邹先生觉得还要早一些，应该是商汤建国时所修建的亳都。两种看法直到现在还在争论。

　　我在郑州商城发掘了宫殿、墓葬和三处窖藏坑。

　　这些窖藏坑里面的铜器摆放很有秩序，在郑州商城西城墙外约300米处的张寨南街，有一处窖藏挖出两个方鼎一个鬲，这两个方鼎一个高一米，一个高87厘米，后面有台阶，把高的放在下一阶，这样，上面就是平的。

　　在今东里路发掘的一条商代壕沟内，出土了近百个奴隶的头盖骨，不少头骨上有明显的锯痕，这里可能是制作人头器皿的遗存。在郑州商城西城墙中部外侧500多米处，发掘出两座相近的商代灰坑，靠北的一座为东西向长方形，出土有二里岗下层较完整的盘、大口尊、石器、骨器等，靠南的一座为南北向长方形，出土有二里岗上层较完整的鬲、仿铜器和饕餮纹簋等。

　　另外一个窖藏坑里面的青铜器是套在一起的，大的在外面，小的在里面。在这个坑的旁边还有几个坑，有整个牛的骨头等一些东西，这与祭祀很有关系。还有一个出青铜器的窖藏，坑上下都有朱砂，它的上面和下面都铺有板子，把青铜器放在中间。

　　我认为，以上这些东西决不是一般老百姓用的，也不像级别低的官员用的，应该是商代王室用的。根据这些发现，这里应该是商代的王都，时代要比安阳的殷墟早。因为在现在郑州人民公园这个地方，发现有商代不同的文化堆积层。与郑州一样的东西在下面，与安阳殷墟一样的东西在上面。

　　我在郑州商城做了11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年年月月都有考古新发现，直到奉调令到省文物局做副局长以后，才离开工地。

　　为评职称辞去 副局长职务

　　1983年，我就被调到了河南省文物局。当时提倡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我符合这些要求，因此被调到文物局当了副局长，成了一名行政官员，在这里干了四年。

　　这个时期，我主要做了全省的文物保护工作，期间出了一个成果。就是国家文物局组织编的《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我做这个主编不是像别人一样只是挂名，确实是做了很多实际工作。此外，在这四年里面，我还写了一本《河南考古》，一本《郑州商城初探》。我觉得，学考古的人，就算是调到行政单位做公务员了，做文物管理了，专业还是不能丢。

　　1987年，开始评职称了。我当初调到文物局的时候，就跟领导说过我不想去，将来还要评职称。领导当时说，那没问题。谁知道到时候就不行了，因为我是行政编制。我就提出要求回考古所。跑了7次之后，我终于又回到了考古所。当时，这件事情在考古界影响也很大，有人说我当个小官还不乐意，回去搞职称。

　　回来以后，我担任了考古所副所长，接着又担任了所长，一直到1998年。在这期间，我们还编了一个杂志《华夏考古》，我个人又写了一些书。虽然我觉得自己还是搞业务好一些，但毕竟下田野的时间少了。现在，我主要是作为文物局专家组的成员，搞一些考古工地的监理工作。

　　商代最早的王都

　　郑州商城自1955年发现以来，考古工作者对它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考古发掘，其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逐渐彰显：这是中国商代最早而且是最大的一座王都，也是有考古证明的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建有城垣的王都，它拥有的城墙宫殿、手工作坊、祭祀窖藏、青铜礼器、防御设施和配套的供排蓄水系统，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开创性的地位。

　　由于历史上商人曾多次迁都，因此在不同地方都建立过都城，并因此而留下多个都城遗址。关于郑州商城的修建时间，具体是哪一个都城，学术界说法不一，其中，以安金槐先生和邹衡先生为代表分成了两大派。安金槐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商王仲丁建立的隞都，邹衡先生认为，郑州商城是商王汤建国时所修筑的亳都。

　　郑州商城在世界历史上也有重要地位，国内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公元前1600年左右，在世界文明史上有一些著名的城市，它们与郑州商城同时或稍早于郑州商城，如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城(前1894-前1595)，亚述城(前2500-前1500)，印度河流域的摩享佐·达罗和哈罗巴等城，但其规模和建置都比不上郑州商城。

　　人物简介

　　杨育彬1937年出生于河南泌阳，籍贯吉林长春。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后进入考古专业班。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文化局文物考古工作队工作，1983年调到河南省文物局任副局长。1987年调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历任副所长、所长、《华夏考古》主编、研究馆员。

　　杨育彬先后参加或主持过山西侯马晋都铸铜遗址、新郑郑韩故城遗址、三门峡汉唐墓地、焦枝铁路南阳段、郑州商城遗址、平顶山应国墓地、黄河小浪底水库等项考古发掘，并负责河南省第四次全省文物普查。编写出版了11部专著，发表过140余篇文章。研究领域主要为夏商考古学和中国古代文明起源。著有《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郑州商城初探》、《河南考古》、《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卷》、《20世纪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河南考古探索》等。(来源：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