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砺锋，1949年4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1979年至1984年师从南京大学中文系程千帆教授攻读研究生，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内地第一位本土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唐宋诗歌、中国文学史、唐宋文学的文化背景，代表著作有《江西诗派研究》、《杜甫评传》、《中国文学史·宋代卷》、《朱熹文学研究》、《唐宋诗论稿》等。

　　记者手记

　　南京大学是国内高校治文学史的一大重镇，主治古典文学，代表人物就是出自程千帆先生门下的莫砺锋、张宏生诸人，在程千帆门下的弟子中，据说程先生最器重和推重的就是莫砺锋，程千帆与其他弟子谈话，处处以莫砺锋为标准，这在南大，很多人都知道。

　　而莫砺锋投在程千帆门下，用莫砺锋的话来讲，是缘分。但是这缘分中，却包含了很多的无奈，1966年，17岁的莫砺锋在做着清华园的梦、计划着冲向清华工科的时候，大学之门忽然对他们那一代人关闭了。十一年之后，当大学之门再一次对他打开时，他却不得不不无痛苦地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梦想，选择了自己并不熟悉的文科。

　　在跟随程千帆的问学生涯里，莫砺锋开始进入学术的世界，并从程千帆那里继承了对于学问的虔诚，也在杜诗研究的领域内开拓出了自己的天地。在聊天的过程里，温文儒雅的莫砺锋说的最多的就是他的业师程千帆，其中包含的不单单是学术上的薪火相传，更多的，还包含了莫砺锋对自己的期许。

　　插队十年看杂书

　　我是1966年在苏州中学毕业，那时候，苏州中学的名字叫苏州高级中学，是一所比较有名的中学，也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百年校庆的时候回去的同学告诉我，从苏州中学出来的人后来有三十多个成了中科院院士。我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势所趋，我当时想报考的也是工科——清华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和数学力学系。

　　我下乡是到了苏州下面的一个县，叫太仓县，在那里种了六年的地。后来又转到了安徽的泗县。那个地方很穷，太仓虽然劳动也艰苦，但是还算得上江苏的鱼米之乡，吃的还是大米，在泗县，主食是山芋干，小麦一年一个人不到三十斤，玉米有七八十斤，很少有知青愿意到那里去。在那里我从1974年一直干到1978年。前后我在农村待了整整十年。

　　在学校我的数学、物理比较好，读初中的时候，得过全县的数学竞赛冠军。原来我一直做着清华园的梦，一下子没有大学读了，感觉很失落。到了农村空闲时间还是比较多的，一开始的一两年我还是想自己学一些数学、物理，后来发现没有人指点，系统的学习是不可能的。

　　渐渐地读书就变得杂乱无章，凭着兴趣看一些书，兴趣逐渐转到了文科方面。

　　当时能看到的书很少，能抓到什么书就看什么书。

　　那时候不像现在，当时书店里也买不到书，鲁迅全集我看了一遍，《反杜林论》、《哲学的评判》一类的书，尽管不懂，也看了一遍，因为没有别的书看。后来就比较多地看了一些古文，我想法子弄到了《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记得我当时还完整地看过一本气象学的书、一本新名词词典。词典本来不是用来读的，因为没有别的书看，我也看得津津有味，一个词条一个词条地看。有一个来源让我借到了一本英语书《世界短篇小说名篇》，非常厚，我就开始学英语。

　　十年插队，不能说学到了什么系统的知识，因为看得书太杂了。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我不可能在回到理工科去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犹豫了——甚至痛苦了一阵子，因为我原来中学的同学在恢复高考之后还是继续考理工科。但是我很快就决定了不考理工科改考文科。

　　我觉得，那时我已经29周岁了，这个年龄学理工科已经不可能学好了。

　　成为程千帆弟子是缘分

　　1977年底恢复高考，那一年的学生也就是所谓的七七级。七七级实际上是1978年入学，那一年我考上了安徽大学外文系，读到第二年，系里面有些同学要提前考研。我们年纪都大了，按部就班的读书觉得太慢了，还有一个诱惑就是助学金可以从本科的18块上升到36块。

　　本科的时候我拿全额的助学金18块钱，正好够吃饭。

　　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本来是想看看南大和复旦的外国文学专业，一看，他们都要考第二外语，只好改考中文。当时对着招考目录翻来翻去，看到南大程千帆先生招收唐宋诗歌方面的研究生。当时程先生刚从武汉过来不久，是第一次招收。我觉得我在农村的时候把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的诗歌都背过了，所以就考了。

　　我读硕士的时候，程先生总共带了三个同学：我的一个师兄，比我大五岁；我一个师弟，比我小五岁；我在中间。1981年年底，我完成论文答辩之后，学位条例就开始颁布了。南大就开始招博士生。因为没有经验，校方决定先从20多个博导当中选十个人招收博士，中文系只有程千帆先生招。因为带有一定的实验性质，所以也没有公开考试，只是从本校的研究生中选拔。程先生只招了我一个。

　　程先生常常说：人和人碰在一起都是缘分。的确也是缘分，当时我本来是想报考外国文学的，临时改到中国文学。选志愿时因为母亲一个人在苏州，所以我只考虑了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

　　当时我都不知道程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写过什么样的著作，还以为他一直都在南大。

　　稀里糊涂考来之后我才发现，真的是缘分：专业考对了，导师也选对了，程先生真是一个好老师。后来我也接触了不少其他的老师，一些老一辈学者，应该说，在古典文学领域内，在培养学生方面程先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除了学问好之外，他把培养学生看得非常重，抓得很紧，考虑得非常周到。我觉得他是抱着这样一种信念：一定要把学生培养出来才行，不会让学生马马虎虎毕业。

　　成为第一个文学博士

　　我这个人不懂人情世故，从报考一直到录取，从来没有跟程先生联系过。我被录取之后，到了南大和程先生第一次见面，程先生对我说：“你一封信都没有给我写过！”那个时候考生还是非常多的，那一年报考程先生的研究生就有48个，最终录取了3个。程先生跟我说考前很多人不光写信，还找到他谈，有些人还算好，带着学习笔记和自己写的文章让先生看，有些人就不太好，来得时候带了礼物……我以为程先生要骂我了，没想到程先生说：“这挺好，我就喜欢这样的人。”后来我也当了导师，我也不让考生考试前来看我，也不要给我写信，在录取的时候我一定是优先录取没有跟我联系过的。

　　到了南大之后，因为之前我并没有读过中文系的课程，基础比较差，所以虽然考得不错，是因为英语方面占了优势，古汉语考得也不错，英语考了96分，古汉语考了98分。这也算是种幸运，南大的古汉语考卷跟其他学校的不一样，不让考生做什么语法分析，而是给考生一段话，翻译成文言文。当时我在农村背过大量的文言文，后来跟朋友通信又用文言文来写信，所以做起来轻车熟路。

　　程先生根据我这种情况，布置了很多书让我读，跟程先生前后读书的五年，真的读得很苦。为了读书，那几年我连恋爱都没有谈，很多人因为年龄大了，把这个事看得很重，就连我的妈妈也一直催我。程先生是个很严格的老师，对他来说，带学生不是让学生获得一个博士文凭，而是确实让学生以后能自己做研究。他的训练，小到字都要一笔一划写，要是潦草了他都会把作业退回来让你重抄，直到现在，我还保留着写字一笔一划的习惯。

　　程先生虽然严格，但是我们师生关系很融洽，他甚至没有用重话说过我。跟程先生学习，最大的收获除了上课之外就是跟他聊天，程先生聊天没有别的内容，一聊就聊到学问上，我们聊天也不限于聊唐宋文学。让我佩服的是，程先生几乎是问不倒的，那些老先生跟现在的学者真是不一样，现在的学者有点东西就忙着倒出来，老先生们肚子里其实有很多货，但是并不急着拿出来。

　　1984年我博士毕业的时候，因为是文学方面的第一个博士，全国其他的地方都还没有，所以仪式很隆重，在我们学校很大的一个报告厅里进行答辩，光电视台就来了几家。关于我答辩的报道，先是通过江苏电视台报道，第二天就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答辩委员会的阵容也非常强大，有钱仲联、徐中玉、唐圭璋等先生。

　　可能当时学校觉得，这是第一个博士，在质量上一定要过硬。

　　临终牵挂显现先生品格

　　毕业之后，我跟程先生一直住在一个楼里，我在六楼，他在一楼。他的邮件一直是我帮他拿。关于程先生的经历，他自己跟我们谈得并不多，后来我到程先生从前的学校去，见到了他以前的大弟子。

　　才知道以前的学校对他非常不好，就是匡校长把程先生请到南大之后，那个学校仍然不以为然。程先生是把学术看做生命的，在那种艰苦的条件下，他仍然在坚持读书，还在思考一些问题。

　　他到南大的时候，已经65周岁了，但是很快就出了很多东西，其实都是他在乡下劳改时思考的结果。程先生是2000年去世的，我记得，他是在5月17日犯病的，犯病之后住进医院一直到6月3日去世，神志就没有清醒过。程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医院陪着他。

　　他去世之前的前两天，我回了一次家，我的师姐打电话来说程先生不断地在昏迷中叫我的名字。我赶到医院之后，程先生抓住我的手说：“我对不起我的老师黄先生。”程先生所说的黄先生就是黄侃，当时黄先生的日记正在江苏出版社排版，这是程先生在临终前最牵挂的事情。

　　这件事让我特别感动，因为2000年是程先生88岁米寿，为了给他庆祝米寿，我正在编辑程千帆文集。

　　按说在临终前最牵挂的应该是自己的文集，而程先生惦记的却是自己老师的日记。

　　从这件事，可以看到程先生的道德人格。(来源：新京报/记者 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