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年踊跃回国参战，奔赴沙场杀故

　　在爱国主义宣传的激励下，马来亚华侨学生按捺不住涌动的激情，许多中学高年级学生自觉组织起来，集体回归祖国参军，上沙场杀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土生土长的第二、三代华侨，在祖国已无直系亲人，在爱国激情的鼓舞下，他们说服父母，奔向祖国。

　　吉隆坡尊孔中学1940年高中毕业生梁操政，在进步教师的教育鼓励下，带头串连尊孔中学与新加坡南洋女中共31名高中毕业生，组成马来亚华侨学生回国升学团，取道越南，长途跋涉回到云南昆明参加抗日战争。梁操政后改名梁愈明，参加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1986年才在广东省江门市侨联副主席兼台山市侨联主席、中共台山市委统战部长任上离休，现仍健在。还有一位尊孔中学青年教师梁灵光，1938年只身回国参加抗日，加入新四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场上经受了磨砺，成为党和解放军的优秀高级干部，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长任上离休，还担任过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现仍健在。

　　1938年后，为了打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部海岸的封锁，国民政府与缅甸英军合作，修筑了由缅甸通往云南的滇缅公路，但严重缺乏汽车司机与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南侨筹赈总会响应国民政府要求，号召华侨学生、工人回国参加汽车兵与工程兵，到滇缅公路投身抗日。据筹赈总会统计，1939年2月18日到9月14日，全马先后有15批共3192名热血青年，意气风发回国，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驰骋在滇缅交界的崇山峻岭之间，许多人为抗击侵略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长眠在高山与深涧之间。

在日寇入侵之际，为保卫马来亚而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不宣而战，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同时出动七万大军，在北马的哥达巴鲁登陆。英国的马来亚殖民地政府在严峻形势面前被迫改变了其一贯镇压马来亚共产党、压制马来亚人民抗日要求的政策，接受了马共“联合起来，抗日卫马”的呼吁，从监狱里释放了在押的200名马共党员进行紧急训练，以马共党员为骨干，潜入内地丛林，组织游击队，在敌后同日本侵略军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委托陈嘉庚先生发起成立“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组建“星华义勇军”，参加新加坡保卫战。“抗敌动员总会”纯由新加坡华侨组成，其组成人员既有马来亚共产党党员，也有中国国民党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当时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的胡愈之也以无党派人士名义参加了抗敌动员总会的领导。黄埔军校毕业的胡铁君少校被任命为“星华义勇军”司令，在侵略者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新加坡华侨青年大义凛然，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参军，两天时间报名参军的达三千多人，后来由于装备不足，实际组成的“星华义勇军”为1300多人，只经过两天突击训练就配备简陋的武器，开上新加坡北部海岸同日军作战。英国的新加坡十万守军毫无斗志，同日军一经接触，立即溃败，日军从1942年2月8日登陆新加坡作战，前后7天，十万英国守军就宣布投降。星华义勇军虽然顽强奋战伤亡过半，仍被英军缴械解散。星华义勇军虽只存在了半个月，但他们在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面前，不畏强暴，不怕牺牲，为保卫自己的家园同侵略者进行了浴血战斗，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热爱自由、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慨，以鲜血谱写了马来亚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光辉篇章。更值得马来亚人民深深怀念的是受命潜入马来亚内地丛林坚持游击战争的被英殖民政府从监牢里释放的200名马共党员，他们潜入内地丛林，经历了三年八个月日本侵略者的野蛮统治时期，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队伍，克服缺粮、缺衣、缺药等难以想象的困难，在绝境中发展壮大，同敌人作战三百多次，消灭了三千多日军，在严酷的自然生存环境及对敌作战中先后牺牲了三千名战士，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丛林里基本上由华侨子弟组成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已经发展到八个独立队、总人数近九千人的装备齐全的英雄队伍。除了建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外，1943年，战时英国政府还与中国国民政府合作，从马来亚的归国华侨学生中招募了两百人，组建了一支名为“136部队”的秘密情报队伍，由新加坡归侨林谋盛、庄惠泉两名上校领导，在印度培训后潜入丛林，与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配合，大量搜集日军情报，以无线电发送到印度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协助盟军派遣“B-29”型空中堡垒轰炸机对马来亚日军军事基地实施大规模轰炸，彻底摧毁了日军军事力量，为盟军反攻马来亚作出重大贡献。不幸的是林谋盛在一次行动中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经受了日军残酷折磨后壮烈牺牲。战后，林谋盛烈士被中国国民政府追授为少将，新加坡政府隆重安葬林谋盛烈士，建立烈士墓与烈士纪念塔，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后人瞻仰。

日寇罪行 罄竹难书

　　在八年抗战中，这里的华侨始终紧密配合祖国人民抗日斗争的正义事业，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同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搏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不仅为支援祖国抗战作出了贡献，同时，也成为全马各族人民联合抵抗外来侵略的主力军，为马来亚日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实现独立，也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马来亚华侨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中一贯坚持正义、绝不妥协，使日本侵略者怀恨在心，他们占领马来亚后就迫不及待地进行野蛮报复，对广大华侨大开杀戒，对手无寸铁的华侨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侵略者占在领新加坡后的第六天——1942年2月21日开始，实施所谓的“大检证”行动，在新加坡分区包围、逮捕了5万多华侨，连续三天三夜进行了惨无人性的大屠杀，机关枪扫射、活埋，以活人练靶，以及用货船把人运到远海推进海里，再用机枪扫射。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鸣冤委员会”对死难同胞埋葬点挖掘死者遗骸，发现死者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

　　新加坡大屠杀后，日本侵略者又在马来亚内陆各州开展“肃清”行动，挨家挨户搜捕所谓的“抗日份子”、“不法份子”，随心所欲地把他们看不顺眼的华侨抓起来屠杀，全马估计又有数以万计的华侨被集体屠杀。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在统治马来亚期间，继续以各种名目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行动，在“围剿”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时，不仅屠杀抗日军武装战士，连被他们俘虏的抗日军伤病员、医护人员及掩护、收留过抗日军的老百姓也随意枪杀，并多次把被害者头颅砍下，摆在吉隆坡、怡保等市街头示众，以恐吓群众。为切断山区人民对抗日军的联系和物资供应，日军还把许多边远山区村庄放火焚烧，夷为平地，把村民强押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集中营居住。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战士绝大部分都是华侨，边远山区居民也基本上都是华侨，日军这些野蛮行径充分反映了他们极端仇恨华侨的疯狂心理。

　　除此之外，日军于1942～1943年间为把战争扩大到印度加紧修建“暹缅铁路”，在泰国和缅甸之间的原始丛林中修筑一条全长428公里的铁路，除了把被俘的6万名英、澳军战俘运去修路外，日军又在马来亚强征了十万名华侨，驱赶到铁路工地从事非人的劳役。泰、缅边境的铁路工地是茫茫数万平方公里无人居住的热带雨林，白天气温高达摄氏40度，晚上毒蚊成群，雨季连绵数月不停，平地水深及腰，毒蛇猛兽出没，疟疾、赤痢、伤寒等热带传染病盛行，洪水、山崩、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繁，筑路工人在如此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缺食、缺衣、缺药，在日军的刺刀、皮鞭下在死亡线上拼死干活，在一年多筑路期间惨死的筑路工人超过总人数一半。由于日军根本没有建立劳工人事档案，每天惨死的尸体就由未死的人挖坑一埋了事。到底在建筑泰缅铁路中死了多少人，葬在何处，至今仍无一个人说得清。

牢记血海深仇 缅怀华侨先烈

　　日本投降后，1945年9月英殖民政府重返马来亚。20世纪50年代初，马来亚各族人民走上了民族自决、独立建国的道路，1957年分别成立了马来亚联合邦和新加坡共和国两个独立国。1963年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和同为英国殖民地的沙捞越北婆罗洲合并，成立“马来西亚国”。1965年，新加坡退出恢复新加坡共和国。随着国家体制的改变，原来马来联邦的华侨也分别改变为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两个新国家的公民，但是两国的华族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疯狂屠杀中国人民、马来西亚人民、新加坡人民的滔天罪行仍记忆犹新，没齿难忘。两国分别独立后，在各自政府的支持下，都建立了各种标志性的建筑物，教育人民牢记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屠杀与奴役华族人民的罪行，防止日本军国主义重走侵略战争的老路。

　　新加坡政府于1962年2月组织了对日军屠杀侨胞遗骸清查、挖掘活动，共找出遗骸数千具，由“遗骸善后委员会”重新隆重安葬，李光耀总理亲自批准拨地45英亩、拨款75万新元，建立高度在200英尺、庄严肃穆的“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1967年2月15日隆重举行纪念碑落成揭幕典礼，参加典礼的包括各国驻新使节、死者遗属、各政府部门、人民团体代表等一千人，日本国驻新加坡共和国大使上田常光也出席了揭幕仪式。李光耀总理亲自主持了仪式并作了庄严肃穆的讲话，号召人民牢记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团结起来，时刻警惕侵略者死灰复燃。从此以后每年逢日军占领新加坡的2月15日都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持向亡灵敬献花圈的纪念活动。

　　马六甲州是马来亚最小的一个州，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华侨最多的州(新加坡除外)。1942年3月间日本法西斯为了报复马六甲华侨战前开展的抗日宣传活动和人民抗日军的抗日武装斗争，对这里的华侨城乡人民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屠杀了两千多华侨。最令人发指的是在马六甲市郊的阿沙汉胶园。把割胶工人及其家属127人反锁在工人宿舍内纵火活活烧死。战后，马六甲华侨于1948年成立“明冤委员会”，建立“华侨殉难纪念碑”，教育后代永远牢记遭受日本帝国主义屠杀的血海深仇。

　　为纪念全马来联邦3192名热血青年1939年回国加入汽车兵，投身抗日战场，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雪兰莪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也于1947年11月30日于吉隆坡建立高20米的“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以寄托广大侨胞对抗日先烈无限崇敬怀念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