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我当时在晋察冀军区平北十二军分区担任作战科长，部队整编为主力部队五旅一个团，到怀来和沙城一带集结待命(后属六十七军)，我则赶到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作战科长。几天后，我随聂荣臻司令员、耿飚参谋长指挥的主力部队进军绥远，和贺龙司令员率领的晋绥军区部队汇合。时值11月，天气寒冷。国民党军入侵东北和热河解放区，战况日趋严重。在旗下营，肖克和罗瑞卿组建了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进军热河，由绥远东返张垣，在怀柔健全了野战军机构，我奉命担任作战科长。

　　根据国共两党的停战协定，这一天夜里(1946年1月13日24时)停止一切战斗。野战军机关则回到承德，进驻“避暑山庄”。

　　1月中旬，晋察冀第二野战军与冀察热辽军区机构合并，我任冀察热辽军区作战科长。国民党为夺取战略要地，从东北向承德发动猛烈进攻，我军立即部署反击，刚刚平静了几天的平泉又变成激烈的战场。晋冀鲁豫军区命杨得志、苏振华纵队支援参战，敌人看见我军势力渐大，不敢继续扩大事态，马上就撤了。

　　2月初的一天上午，肖克司令员要我准备有关资料，随他坐美军飞机赴北平，到军调部汇报热河的停战情况。我即携带资料和参谋赵广琛一起跟随肖克司令员飞赴北平。我这一去就被已到军调部担任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的罗瑞卿留下，在他办公室担任中校参谋。

敲山震虎

　　我自参军就没有搞过谈判工作，很想返回野战部队，美式军装发下来后，我不愿意穿，就找罗瑞卿同志，要求回部队。罗瑞卿参谋长听完我的陈述，意味深长地说：“你一来找我，我就知道你想回野战军。但是，这里需要我们呀！你还年轻，要适应新的环境，……这里也是战场！以后，我会叫你回部队的，不要怕没有仗打。”

　　我的主要工作是主持备忘录，和我同在一个办公室的还有翻译董越千、参谋刘记光、两名速记员和两名做文书工作的女同志。经过一段时间，我逐渐适应了新的工作和环境。

　　不久，我又奉命到叶剑英办公室担任参谋，工作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里以外事方面的工作最为忙碌繁多，社会各界、各派和各方面来找的人很多，我方各战略区来的同志也很多。接触的人也比较复杂，好人坏人都有。每当来人，都是先由我接待，经鉴别后酌情处理，遇有处理不了的则请示叶剑英同志。当时，国民党政府违背停战协议，调集精锐部队30余万包围了李先念领导的中原军区，企图围歼和消灭我军，所以各战略区和根据地拍来的电报很多，地名很多，错别字也不少，因而查找地图核对资料的工作量很大，我们几天几夜不休息是很平常的事。

　　军调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国共两党各派一个班的士兵在门口担任警卫。国民党部队和特务机关在周围设了不少岗哨和碉堡，枪口直对门口。叶剑英的住所在景山东街，称叶公馆，周围同样布满国民党的特务和哨兵，昼夜监视，如临大敌。公馆里有五个分管浇花、采购、做饭和杂务的人员，都是国民党方面提供的。我向叶剑英汇报工作时，他指示我：“这几个人都不是根据地和地下党组织派来的，我们要提高警惕，防止陷害的事情发生。死，我们并不怕，但不能不明不白地死去。斗争是残酷复杂的，敌人可能随时向我们下毒手。你考虑一下，先把情况摸准。”

　　根据地下党组织派来的同志和外国朋友马海德的副官反映，我对这些人员进行了鉴别，掌握了不少情况。对一些生活困难且较为本份的服务人员，我们给予必要的经济帮助，他们在感激之余，也向我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一位浇花的服务员在我方感召下，十分崇敬中共代表团，对我说：“他们(指国民党)说八路军个个青面獠牙，杀人放火，共产共妻……这次经我亲眼所见，才知道你们八路军原来是这么好的人。不但不打骂我们，还和我们一起劳动，打扫卫生，一点不摆架子。”一天晚饭后，他趁别人不注意，很紧张地向我提供了国民党特务准备对叶剑英同志投毒的情报。临分手时，他还一再说：“杨代表，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为避免损失，我决定搞一个请所有服务人员参加的茶话会，借慰问之机敲山震虎，揭露敌人的阴谋，打击特务的气焰。

　　和我同住一个宿舍的马海德非常赞同这个办法，给了我几块钱。我向叶剑英同志汇报后，他很赞同，将口袋里仅有的1.7元钱都给了我，徐冰也给了我一块钱。我又找到中共代表团行政处处长荣高棠，领了一些张家口生产的“联宝”牌香烟和晋东南根据地生产的夏布，然后，和警卫员置办了茶点、水果、糖酒、菜肴，傍晚时分把服务人员全部请来，由我方几个同志作陪，开了一个特殊的茶话会。

　　酒过三巡，我佯装微醉的样子站起身敬酒，说：“今天把大家请来，随便聚一下，表示我们的心意……我们是干什么的，你们知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也知道！平时你们做什么样的饭菜，我们就吃什么。但是，有一样东西不能吃，那就是毒药！……我有一个顾虑，也许有一天，你们的上级给你们一个任务，把我们毒死，害死我们。死，我们倒是不怕，和国民党较量多年了，怕死就不来！既然来了，就准备把脑袋放在这儿了！”我把帽子猛地一下甩在了桌子上，把水杯打翻到地上摔碎了。

　　其中一个服务员忙说：“哪里……哪里，不会出现这种事情。”

　　“现在不会，以后呢？你不干，你的‘头子’就让你过不去，我们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要死，也要死到明处……我们不希望出这种事，但是，准备出这种事。”我扶着桌子坐下，看了一眼准备投毒的两个服务员，缓口气说：“……这种事情，你们要瞒上不瞒下，万一领了这个任务，给我们通个气儿，我们也不会连累你们，总要让你们过得去，到时候，咱们商量着办。你们办了好事，我们也忘不了你们的好处。……如果你们一旦害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饶不了你们的！你们中有的人的老家就在我们解放区，你们家里的人也饶不了你们！”

　　说完此话，只见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脸色惨白，额头上直出冷汗，语无伦次地说：“杨代表醉了……不会的……”

　　茶话会结束时，我送给每个服务员两匹夏布和两条“联宝”牌香烟，说：“这是我们解放区生产的东西，给各位表示表示，不成敬意。”想起我们的伙食费被他们克扣贪污的事实，我又佯装醉态，很慷慨地说：“来了好几个月了，虽然有时候伙食标准降低一些，但是比起我们原来的生活，已经很不错了。饭菜简单一点，我们也吃得惯，节余下来的钱，就算是对你们的一点补助吧！”

　　那个采购员连忙起身说：“不敢，不敢”，却掏出手绢直擦头上的汗。

　　第二天，那两个准备投毒的服务员就不见了，而且饭菜的质量也明显提高。看着新增加的几道好菜，叶剑英同志问：“伙食这么好，怎么，是过节了？”

　　听了我的汇报后，叶剑英同志非常满意地说：“很好，要继续做工作，争取好的，孤立打击坏的，要让坏人之间起内讧，暴露问题。”

　　我们在翠明庄(中共代表团驻地，现在还面貌依旧)住的时候，有个服务员几次和我的警卫员“套近乎”，打探消息。有时我们处理文件，他总借送水端茶和清理卫生之机窥视。5月间，国民党军队非法侵占我方安次，却写备忘录说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挑起内战。罗瑞卿同志半夜把我叫醒，让我立即写个备忘录，声明安次是八路军从日军铁蹄下夺回来的，揭露国民党挑起内战的事实，回击混淆真相的污蔑之词。

　　备忘录写好后，我立即请罗瑞卿同志过目，然后打印一式三份。我方一份，国民党方面和美国方面各一份。我在校对文稿时，这个服务员进来一面扫地擦桌子，一面偷偷地看。我早已从侧面了解到他是个特务，就趁他瞅备忘录时突然一拍桌子，大喝道：“你想干什么？想偷看备忘录？来，给你看！”声音很大，楼下的服务员不知出了什么事也都上来看。我声色俱厉地说：“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早就注意上你了，想干什么就说！”顺手拿起一份备忘录冲他猛地一晃。

　　这小子猝不及防，吓得脸色发白，差点后腿绊在椅子上摔倒，哆嗦着说：“对不起，对不起。”

　　这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服务员。移住北平(北京)饭店的时候，我方代表团住二、三层，美国人住四、五层，国民党代表住六、七层，我们常看到有妓女上上下下。

　　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的全体人员，始终保持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本色，凡是力所能及的劳动都主动去干。一些生活困难的老服务员还得到过我方的接济帮助，相互之间关系融洽。在中共代表团中担任交通处长的耿飚同志，曾经把药送到一名生活困难又得了病的中年特务家里，这个特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半天才羞愧地说：“真对不起你们啊！我们干的就不是人事儿！你这么大的长官还惦记着我的病……”当时耿飚佩带少将军衔，叶剑英带中将军衔，除了胸前佩戴着的中共代表团的胸章外，我们的外表和国民党军官没有两样，但我们的一举一动时刻影响着蒋管区的人民，从我们身上，他们看到了希望，也分化了敌人。

　　北平是国民党统治的一个中心城市，我们每天都能看到敌、特、警、宪，尤其是特务的暗中监视和跟踪，非常令人讨厌。我方代表团从张家口搞来两辆德国造的两轮摩托车，性能很好，我和几个年轻的同志很快就学会了。有时，我从翠明庄到军调部就开上摩托车，尾随跟踪的特务傻了眼，只能干着急。

　　由于外事工作的需要，我们有时陪领导参加一些“鸡尾酒会”，美国和国民党方面也常请我们参加招待会，叶剑英同志要求我们学会应酬，地下党组织则派来担任翻译的王光美同志教我们跳舞。一开始，大家很不习惯，但毕竟都是年轻人，时间不长就学会了。王光美同志还教我使用照像机，我有一张穿夏装的军调部时的照片，就是她给我照的。全国解放后，华北军区组织了一次跳舞比赛，没想到我竟得了第一名。

战斗在敌穴

　　6月下旬，在美国的帮助下，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凭借优势兵力和美式精良装备，开始对我各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被迫奋起反击，全国规模的内战从此开始。叶剑英和罗瑞卿同志要求我方人员提高警惕，不许单独外出，并要保护机密文件安全。

　　7月中旬，罗瑞卿从张家口乘飞机回北平，当我方接罗瑞卿同志行李的卡车驶经西直门时，被国民党特务和宪兵以查禁违禁物品为由截留。叶剑英同志知道此事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研究对策，会后向北平国民党当局和郑介民递交了备忘录，并派荣高棠同志到特务机关交涉，召集外国记者前去采访，向他们声明，军调部是反对内战的权力机构，如果被国民党破坏，后果不堪设想。许多外国记者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和声明后，认为问题非常严重，深表同情。而国民党方面蛮不讲理，拒不释放我方人员和车辆。

　　根据我方建议，军调部三委员(叶剑英、郑介民、饶伯森)举行会谈，组织了一个特别小组进行调查。与此同时，叶剑英还和美国方面的委员饶伯森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阐明我方的观点和立场。饶伯森也认为国民党特务的行为是非法的。我方人员也大造舆论，表示国民党政府如不合理解决，我方护车人员将同车辆共存亡，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

　　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也怕得罪了美国方面的代表，这样，经过四天激烈斗争，解决扣车事件的协议终于达成。7月19日下午，我方把行李车开到协和医院军调部大门口，并发表三点声明：中共为表明自己光明磊落的立场，愿意把东西打开，让三人小组进行检查；国民党非法机关破坏军调部工作原则和有关协议；中共代表团保留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的权力。国民党和美国方面表示同意。

　　当场检查的结果，大家看到的是食品、无线电发报机、报纸、信件、半麻袋钞票和400两黄金，根本没有违禁品。国民党代表为了给自己下台阶，企图以我方利用军调部班机运送黄金为由进行纠缠。我方代表指出，黄金是中共代表团的活动经费。另外，中原地区我军突围前，我们曾借了几亿元的粮食贷款，需要还债。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我方遂把行李车开回翠明庄驻地。

　　实际上，大家最担心的是行李中存放的机密文件和密码。罗瑞卿是由张家口经北平去延安的，在行李中密藏着我军许多机密文件和电报密码。由于叶剑英同志在这一事件中审时度势，把会上斗争与会外斗争紧密配合，并争取了美方代表的同情，使国民党代表在会谈中一直处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从而保护了这部分核心机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

　　从我中原地区部队突围后到“扣车”事件的胜利解决，证明国民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中仍然得不到。

　　在当时的形势下，军调部和执行小组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存在，尤其是叶剑英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北平的存在，成为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的障碍。他们处心积虑想把军调部搞垮，把中共代表团挤走。

　　早在4月3日，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宪兵十九团和200余名军警和便衣特务就曾包围方壶斋9号我解放报社和新华分社。他们闯入办公室，搜查寝室，将我方代理社长兼总编辑钱俊瑞(社长是徐特立)、副总编辑姜君宸等29人非法押送北平警察局。与此同时又将我方滕代远将军的秘书李新等四人非法逮捕。

　　当天上午，叶剑英同志的军事顾问、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在北京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向全国公布“四·三”事件的真相。叶剑英向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北平市长熊斌、军调部国民党方委员郑介民、美方委员饶伯森分别递交了备忘录，抗议北平当局的暴行。4日下午，叶剑英又约见北平市长熊斌和警察局长，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最终迫使对方释放我方被捕的全部人员，并由警察局长向我方被捕人员当面赔礼道歉。

　　但敌人并没有因此而停止破坏活动。5月15日下午6时左右，我方代表团执行处长宋时轮由北新桥乘车返回北平饭店，途经灯市口的八面槽南口时，遭到国民党特务开枪行刺，车上玻璃被击穿，幸好人没有受伤。

　　由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和挑起内战，军事调处工作日趋艰难。

“安平事件”

　　安平是河北省香河县的一个农村乡镇，位于平津公路东侧，是北平通往天津的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属我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区第十四军分区管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队为抢夺胜利果实，匆匆从大后方来到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以“帮助”中国遣返日俘为名，也紧跟而来。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对八路军在平津公路走廊卡住他们的脖子十分恼火，早在安平事件之前，就曾向我冀东解放区挑衅十余次。为此，叶剑英多次以备忘录的形式向美方委员饶伯森提出抗议，指出驻北宁路沿线的美军不仅过去为国民党运送军队、管理交通要道，帮助蒋介石扩大内战，而且公然向解放区军民一再挑衅，实系有意扩大纠纷，制造混乱。希望驻华美军以友好平等的态度，迅速制止这类不光彩的行动。

　　但美军并没有收敛，7月29日，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安平解放区发动进攻，我方守军冀东十四分区五十三团一部被迫自卫反击。是日午后，国民党和美方继续派出增援部队，并有美机多架助战。我军被迫撤出安平，美军和国民党军队联合占领该镇。

　　“安平事件”后，叶剑英迅即报告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并急电向晋察冀军区查询。各方人士对“安平事件”也极为关注，认为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事件非同小可，纷纷谴责美军的冒险行动。

　　为扩大事态，拉美反共，蒋介石星夜急电李宗仁，要他赶快向事件中死伤的美军士兵进行吊唁、慰问，并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彭学沛和军调部国民党方面参谋长蔡文治，先后发表诬蔑我军的谈话。同时，《中央日报》每天以一两千字的篇幅，大肆渲染“安平事件”，有意扩大事态。

　　在军调部，国民党和美方代表为了掩盖事件真相，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法。首先，美方代表向叶剑英递交了“抗议”备忘录，诬称美军在安平遭到我军“预谋”的伏击，伤亡15人；国民党代表也交来所谓备忘录。根据肖克将军从承德发来的电文，叶剑英致函美方委员饶伯森和国民党委员郑介民，就美军联合国民党军队向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提出抗议。

　　根据安平事件各方报来的情况通报，叶剑英在三方委员会谈时指出，安平事件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国民党军队和中共方面三方都是当事者，谁也不能以调解人的身份自居。美国军队参加了中国的内战，严重侵犯了我国的主权，今后的谈判，应由三方变成两方。经过多次反复的谈判斗争，我方做了让步，三方委员终于按三方对等的原则，在调查程序的问题上达成协议草案。会谈结束后，叶剑英、饶伯森带着协议草案准备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分别向周恩来与马歇尔报告，请示下一步工作。我作为叶剑英委员办公室的参谋，立即带上一切有关资料，准备随同乘机飞抵南京。

　　经过反复会谈，三方委员准备派出一个由三方代表组成的特别小组进行调查。在正式小组去安平之前，先派一个先遣小组进行调查，然后再组织正式小组。先遣小组的中共首席代表由张蕴钰(解放后曾任导弹试验基地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担任。国民党方面代表是王其昌，美国方面代表是米尼芝。(上)

　　(本文为杨尚德将军生前口述，杨效民整理，部分照片由家属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