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4日，95岁高龄的中国哲学家张岱年与世长辞。张先生毕生研究包括孔子儒家学说在内的中国哲学，对于学术界有人将他列入当代新儒家，他生前却一再申明“我不是新儒家！”并说，“我们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来研究儒家思想，但不是新儒家，也像宗教研究者不是宗教信徒那样。”

　　何谓新儒家？近些年来，“新儒家”一词为何被屡屡提起？张岱年为何不想成为当代新儒家？按名词溯源，这一概念的解释应该有三。首先使用新儒家的是冯友兰，他于上世纪30年代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把宋明理学称为新儒家，但这一概念并没有在国内哲学界流行，反倒在海外被广泛地援用了。第二个概念就是将自“五四”以来重新弘扬和诠释儒家学统的人如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等学人，都称为新儒家，而且这三个人还被其弟子们称为“现代三圣”。第三个流行提法就是1958年初，徐复观与唐君毅、牟宗三、张君劢等人在香港《民主评论》上共同签署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后，所产生的当代新儒家。“文化的保守主义”，是新儒家的基本特性。他们也被人称为第二代新儒家。自上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学说遭遇到空前的冷落，而新儒家企图用“学统”来激活他们自身孤苦心灵的创造欲望，以“道统”来强化他们的历史文化意识，他们自认为维护和传承的，都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在第二代新儒家的学者中，徐复观情况算是比较特殊的，他半生从政，1946年50岁之后才以少将衔退役，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宣传新儒家的学说。在他的后半生，他写作并出版了十几部学术专著、论文集，发表近百篇学术论文和杂文，是第二代新儒家学者中比较有成就的学者。

不当蒋介石的秘书，专心学术研究

　　湖北浠水，十九世纪末曾诞生了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1899—1946年)。四年后，新儒家的一代宗师徐复观也出生在这里，使这个汇入长江的巴水流经地一个小县城，成了一块产生哲学大师和学术泰斗的文化圣地。在以前，由于海峡两岸隔阻，所以徐复观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高，远不如另一位浠水名人闻一多。近年来，随着他的《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两汉思想史》等著作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这个原先读者颇为生疏的名字才在文化学术界凸现出来，而且向人们开启了一个崭新的视野。作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徐复观，他对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道德精神等领域，原来有这么多新鲜的见解，观点和学问，并早已作出过独具慧眼、敏锐深刻的阐释。

　　徐复观(1903-1982年)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其老师熊十力更名为复观。在新儒家当中，甚至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术史上，徐复观都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因为与“世家望族，书香门第”出身的闻一多相比，徐复观则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耕读之家。他八岁发蒙，跟从教私塾的父亲读书，12岁考入县高等小学，15岁考入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20岁毕业于武昌第一师范，23岁投考湖北省武昌国学馆。在其间，潜心于我国古史经籍，博大深远。26岁受湖北省政府资助赴日留学，涉猎政治、经济、哲学，因此视野大开。留学期间，因反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被拘留三天，后退学回国。抗战时，他曾经进入政治中枢——蒋中正侍从室，又当过蒋介石的随从秘书，后有过陆军少将军衔。41岁，在重庆勉仁书院拜见熊十力先生，深刻领悟熊先生“亡国族者常先自亡其文化”之言，遂复回归中国文化之研究。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写作、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等。抗战胜利后，徐复观即以陆军少将退役，1947年，在南京创办学术刊物《学原》。1949年他在香港创办的政治学术理论刊物《民主评论》，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港地区现代新儒家的主要舆论阵地。

　　国民党溃败的1949年，四十七岁的徐复观来到台湾，定居台中，并历任省立农学院、私立东海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1955年至1969年间，任教于东海大学前后14年，教授《中国思想史》、《文心雕龙》、《史记》等课程。1969年赴香港，在新亚书院继任教席，临别发表《无惭尺布裹头归》一文以明己志。1982年4月，徐复观因胃癌在台湾逝世，享年80岁。生前在香港居住时，他曾在致浠水友人的信中表示：“万一在港随草露以俱化，如得政府许可，亦当埋骨灰于桑梓之地。”并希望在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民的儿子——徐复观”30个字。1987年，他的骨灰由其幼子徐帅军捧回浠水，安葬在故乡的土地上。这个农民的儿子，最终实现了“落叶归根”的愿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归根之念，也正是知识分子良心的自然归结。”

受熊十力斥骂，自认为是“起死回生”

　　徐复观是如何从荣华富贵的政府高官急流勇退为一介书生的？这种在一般人看来不可思议的转变，既有他对当时现实政治的失望，也有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而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他结识并师从了新儒家的开山祖师熊十力，从熊十力那里获得了新的启迪和新的希望，找到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和归宿，连他的名字，也是熊十力将“佛观”改为“复观”而被他终生沿用的。当年他以军人的身分初次拜见熊十力时，曾请教熊氏应该读什么书。熊氏教他读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徐说那书早年已经读过了。熊十力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该再读。过了些时候，徐复观再去看熊十力，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熊问，有什么心得？于是徐便接二连三地说出许多他不太满意的地方。熊十力未听完便怨声斥骂道：“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比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无异于当头棒喝，骂得徐复观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但也无异于醍醐灌顶，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部书的意义！正如徐复观后来回忆时所说，这对他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回生的一骂！这次见面对其后半生的影响甚巨，从此使他决心步入学术之门。

　　熊十力(1884—1968年)是湖北黄冈上巴河乡人，与徐复观同属巴水之侧的小同乡。熊十力出身贫贱，在武昌国学院执教期间，还是一贫如洗，连换洗衣服也只有一套，晚上洗了，第二天晾干后再穿出去。还有人考证，这一代大儒的学历只是小学毕业，全靠自学成才，十力之名，系1922年北大校长蔡元培所赠。抗战期间，他避难于四川，任教马一浮主持的乐山复性书院，讲授宋明理学。此时的熊十力，虽身处后方，却痛感外侮日迫，族类益危，常因想起沦陷区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声痛哭。为此，他撰写了《中国历史讲话》一书，大讲汉、满、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为各民族团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论与历史依据。1943年，熊十力接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聘他为文学院教授的聘书，并被特准可暂时不到校上课。此间，因与马一浮学术见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庆北碚的勉仁书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徐复观得以结识比他大20岁的熊十力，这师生二人都将其满腔真情倾注于中华文化的存亡绝续之上了。

　　顺便说一段趣事，在新旧政权鼎革之际，熊十力是如何留在大陆的。据台湾学者林继平《我的治学心路历程》(台湾兰台出版社2000年7月版)中记述，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熊十力秘密乘火车来到广州，准备转去香港或台湾，毛泽东得知消息后，立即电告四野林彪司令员在广州拦截。林彪与熊十力是湖北黄安的同乡，尊称他为熊老师。熊十力无可奈何，只得随林彪回到武汉。林彪还召开欢迎大会，欢迎这位湖北耆宿荣归故里。会后，即护送熊回到北京。毛泽东对熊十力这样的礼遇，可见他在国内哲学界的地位。曾有人将他与冯友兰同列为20世纪重建中国传统哲学的两大代表。文革期间，身在上海的熊十力亦受到冲击，被抄家、揪斗、游街。他口中常念：“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5月，这位84岁的老人，绝粒而逝。1979年3月，上海市政府在龙华公墓召开熊十力先生的追悼大会。此前，熊十力之子熊世菩曾邀徐复观返沪参加，徐复观极想借此机会瞻拜老师于墓前，以舒30年离别思念之痛，然而由于台海栖迟，两岸暌隔，终未能成行。

　　徐复观一生，留下了数百万字的著作，其代表作有《两汉思想史》、《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中国艺术精神》、《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中国文学论集》等。这些论著，思想深邃，立论卓特，文风雄健，涵盖中国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艺术诸领域。其间一以贯之的主线，即通过对中国文化作“现代的疏释”，阐扬蕴含其中的中国人文精神。今天海峡两岸中国人经常使用的“忧患意识”一词，也是由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他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宗教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这种忧患意识，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毛泽东常与他畅谈，周恩来曾写长信道歉

　　徐复观喜欢自称是“乡下人”，也被许多知识界学人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这种评价与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有关，即自由主义与传统的势不两立。然而，徐复观的本质在台湾学者眼里却是″以传统主义论道，以自由主义论政″。纵观由赳赳武夫渐成文化人的徐复观一生，他一直浸淫在意识形态的政治情结之中，而且津津有味，乐此不疲。20世纪国共两党的不少领袖人物，他都有接触，抗战时期，还得与毛泽东相识，毛泽东常邀其畅谈政治与学术，还曾向他推荐过刘少奇的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并介绍他与刘少奇晤谈。这段经历，留给徐复观印象很深，他自称，70岁以前，梦中常常与毛泽东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谈论天下事。1980年9月，徐复观因患胃癌施行大手术，几度昏迷，于将死方生之际，犹梦见与毛泽东相遇于荒野，而且两人依旧咻咻激辩不已。

　　史书上有“依日月之末光”之说，也就是说依附和沾染名人之余泽的，大多会成就一番功名事业。徐复观在他自述体《末光碎影》的回忆中，有一章节是专门回忆他与蒋介石的交往过程。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徐复观曾以少将军衔、军令部联络参谋的名义派驻延安，历时半年。他回忆称，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辞世，延安的中共召开追悼大会，大会由吴玉章主持。徐复观说吴玉章并不报告林森的生平，而是粗言秽语，对蒋介石加以诋毁，他一时气起，要求登台发言，结果被“今天没有安排徐参谋发言的节目”为由，加以拒绝。徐复观要退席，门卫不予放行，他说“要便是扣留，要便是让我离开。”后来又以绝食来抗议。结果是，第二天周恩来写来长信道歉，叶剑英亲来招待所安慰。当时，徐复观已看出国民党的弱点和败象，其症结是在民主和农民上面，并认为中共志在夺取全面政权，而且其势难挡。就连以后国民党偏安海岛后的所谓“光复大业”，他认为亦非易事，难以想象。

　　在此以后回到重庆，便有了徐复观参加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副组长的个人经历，由此涉足政界，参与机要，而且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还以“总裁随从秘书”的身份参加会议。徐复观自认为敢于犯颜上谏，多次向蒋介石进言，希望“把当时庞大渐趋空虚老大的国民党，改造成为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民主政党。”他居然还敢在老蒋面前，给参谋总长陈诚“扎针儿”，说“陈总长并不了解军事，原因是他是参谋总长，决定全盘军事战略，决定的根据来自敌情的判断，可他说三个月剿平共军，就根据三个月来进行部署，又说六个月来剿平共军，又要根据六个月作出部署。由此可以证明他的判断完全错了。”徐复观回忆，当年老蒋之所以能够容忍他，还要他参加这样的场面，可能是出于对一个乡下人的培植，让他见些世面。西汉光禄勋下面的几千“郎”里面，有一种地位低微的“议郎”，有时可以参加朝廷大政的议论，难道说蒋介石把他当“议郎”了吗？可惜作者自觉得“非其人也”！

　　徐复观临终之前，自觉壮心未酬，时不我待，在台大医院病室口述他最后的遗作《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自序》时，不无遗憾地说到：“‘程朱异同’一文，以‘为己之学’贯通孔孟程朱陆王学派，老庄对知识与人生的态度与儒学异，但其学问方向亦与此相通，此乃余最后体悟所到，惜得之太迟，出之太骤，今病恐不起，亦未能继续阐述为恨。”一个“太迟”，一个“太骤”，蕴涵着这一代学者的几多心血，几多遗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