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荷兰好几年，直到前年，我才知道在荷兰的华人也是年年都要大张旗鼓地庆祝中国春节的。

　　前年大年初一，好像正赶上是星期六，天气不错，决定和老公去中国街逛街。快到中国街时，还没进街口我们就发现前面人山人海的，一片节日气象。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过了好几秒钟才猛然意识到那天是大年初一，定是华人在庆祝春节了。

　　那天街上彩旗飘动，锣鼓声鸣，不远处是一大群五彩缤纷，随着鼓声翩翩起舞的狮子舞队。走近了才发现，舞队里不光有狮子，里面还夹杂着老虎，猴子，龙，蛇，马，羊，兔子，公鸡等其他十二属相里的一些其它动物。舞队由两个大狮子领头，“锵，锵，锵”地跳得栩栩如生，还时不常地故意做出一些滑稽动作来，招惹得周围的人群一阵阵的哄笑，非常有趣。我当时一见便懊悔不已，跟老公说：原来这里也过中国节，我们白白地错过了好几个节日。

　　不像美国，荷兰的唐人街从来没有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那样的规模。记得第一次去洛杉矶阿罕布拉和帕萨迪纳的中国城时，我自己都很惊讶。惊讶中国人不声不响，静静悄悄地竟然在美国的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这样规模宏大的中国社区来。

　　据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直到1996年，洛杉矶的房地产价格一直下跌，跌幅有30%之多。但在整个洛杉矶房地产经济萧条，地皮价格不断下跌的趋势中，据说只有中国城和中国城附近的房地产经济例外，房地产价格不降反扬。

　　一批一批的中国人从香港、台湾和大陆移民过来，在那里买房定居，不断地填补着市场需求，支撑着那里的房价。中国城也是越建越大，以破竹之势，义无反顾地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原来著名的小台北，很快就被淹没在了大中华的发展浪潮中，人们也不再叫蒙特利“小台北”了，而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城。”

　　在美国时，我曾带着几位白人朋友去过那里，发现他们全很惊讶。有一位白人朋友一进了中国城便大声感慨，后来调侃地对我说：“中国人怎么不声不响地在我们国家里建立起了他们的国家？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呀，天哪，哪天早晨一起来，说不定周围就全是中国人了。这中国帝国主义可真厉害。”

　　我说：“嘿，这些房子可是中国人自己花钱卖的，不是杀人抢的，这商店可是中国人自己花钱开的，自食其力，叫什么帝国主义呀？”

　　有一次我们带我婆婆去那里，从商场出来时，听见婆婆对老公说：“还不错，这儿还用美元，否则，我还真以为我出国了呢。”

　　有了美国的经验，到了荷兰后，一听说城里有个Chinatown，我便急急忙忙地跑去，以为那规模就是比不上美国，也一定不会小的。结果大失所望，什么呀，还town呢，也就是两条街，上面有几个Chinese shops而已。后来，我便索性管这Chinatown叫作China block。

　　荷兰的华人中，广东和浙江人可能要算大头儿了，据说就是现在还有很多从浙江青山县偷渡过来的非法中国人在荷兰各地靠打黑工为生。听说这两年出版了一本关于华人在荷兰的历史书，作者叫Karina Meeuwse，里面有很多详实的资料，叙述了很多华人在荷兰的苦难和艰苦奋斗史(可惜我没有读过)。

　　据说，第一批华人到荷兰是在1911年，正是中国辛亥革命爆发的那一年。当时荷兰工人正在闹大罢工，荷兰厂主便雇佣华人，用华人当救火队员，当码头装卸工，来打击荷兰工人的罢工。荷兰工人从此对华人耿耿于怀，更加歧视了。听说第一批来到荷兰的华工最后大多留了下来，由于当时中国女人寥寥无几，很多人最后都娶了白人女子为妻。

　　我的朋友莉亚可能就是一个这样的中国男人的后代。莉亚长得一点儿都不像白人，如果她不跟我说，我决不会想到她有50%的白人血统，听她说了以后，我才开始注意到她那比一般中国人略微深一点儿的眼窝和高一点儿的鼻子。

　　莉亚说她爸爸老家是上海附近，初来荷兰时脑袋后面还拖着一条长辫子，想来那该是1911年那批吧？

　　莉亚的爸爸算是比较成功的，后来自己开了餐馆，经营得很不错，在荷兰生儿育女，完全定居下来。

　　从年轻时来荷兰直到老年逝世，莉亚的爸爸从没有回去过中国一次，这让我有时候想起来有些伤悲，觉得那才真正是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旅途呢。就像一棵蒲公英，一阵风吹来，就飘走了，踏上了永不回的不归路。我有时想像当时莉亚她爸在中国的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临行前自己心中该是怎样想的？

　　莉亚对中国特别感兴趣，但却从没有去过中国。她说她喜欢中国人，对中国人非常有亲切感。也真是这样，记得莉亚第一次见到我时就格外热情，说她是中国人，见着中国人面孔就倍感亲切。

　　莉亚说她特别想去上海，去看一看她父亲的故乡。当我问她，她父亲来自上海哪里？父亲那边都有些什么亲戚时，她又一概不知，说从小没有听她父亲说过他在中国的家庭，她对父亲的身世一点儿也不知道。

　　我真希望莉亚能有一天去中国看看，看一看她父亲的故乡。

　　在荷兰，早期的华人是非常受歧视的，被很多荷兰人称为“下贱的，肮脏的人”。有时候和莉亚谈起荷兰社会，莉亚会说些她小时候的故事。

　　莉亚说虽然她母亲是白人，她小时候在学校里还是经常受到欺负。那时候学校里像她这样身份的孩子非常少，因此常常成为孩子们合伙欺负的对象。比如排队时，一些小孩儿会故意地用脚去踩你，或使劲推你。在世界大萧条的那几年，荷兰的很多白人都失去了工作，在荷的华人就更是生计艰难了。

　　后来，一位广东荷兰人做出了一种花生糖，很受荷兰人的欢迎，于是，很多失了业的华人便就都做起了花生糖的生意来。

　　大街小巷，每天都有一些中国人，怀抱着一盒子花生糖，在荷兰走街串巷，以叫卖花生糖为生。花生糖挽救了不少荷兰华人，靠卖花生糖，很多华人得以生存，度过经济大萧条的难关。至今在很多荷兰老人的记忆中，中国人还是和花生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在今天的荷兰，普遍来讲，华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应该算是中等以上了，但在政治上，就像华人在很多其它国家一样，依然是非常微弱的，完全是仰人鼻息，没有任何自卫能力。当别人宽容，实行民主制，容许你挣钱时，你可以生存挣钱。但是，如果假如有一天，国家体制忽然变了，不容许你，不让你挣钱了，那么华人也就只好是听天由命了。

　　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社会的进步，华人在荷兰的地位一直在不断地改善，尤其是近十年，改观更大，这从一年比一年更热闹的春节庆祝活动里就可以表现出来。

　　去年年三十，我跟老公说明天是大年初一，我们去中国街去凑热闹吧。其实，早在两三周前唐人街超市里的各种海报就早已把春节的节日气氛沸沸扬扬地渲染了起来，什么大游行啦，联欢啦，狮子舞啦，服装表演啦，武术表演啦，喊得轰轰烈烈。

　　大年初一早上起床后，忽然发现外面怎么大雪纷飞起来了。从家里出去，穿过一片森林，再走大约十分钟就是市政府中心广场和中国街了。

　　市政府大厅里已是一片热闹非凡，一些中国人早已摆上了他们的小摊，卖起中国食物和艺术品来。大厅外面，几辆披红挂绿的黄色大卡车早已在风雪中停泊好，就等着游行的号令了。

　　大厅里和大厅外有很多中国人，可能是服装表演队的，男的大多穿着那种真丝料的唐装。女的服装则是多种多样，五颜六色。游行队伍开始了，彩旗队、民族服装队、舞蹈队、武术队、太极拳队、广东家乡队、在大喇叭的叫喊声中，从市政厅广场向唐人街缓缓走去，大卡车上载着锣鼓队，那些人使劲敲着锣打着鼓。

　　看完狮子舞队在华南行的表演，老公又说要走，我不想走，便施个缓兵之计，说我肚子饿了，想找家餐馆吃点儿东西。进了一家餐馆，餐馆里熙熙攘攘，好暖和呀，我们要了些饭菜，坐下来，一边吃一边听着外面的锣鼓声和鞭炮声。

　　后来，挤过一群群的人群，我们开始向家中的方向走去。雪下得更大了，走进森林里时，我们发现我们原来的脚印已全都被新雪盖上了。这时地上的雪已有两寸来厚，踏上去真是舒服，很久没有踏过这样厚的白雪了，踏着白雪，我们手牵着手共同走进了新年。 （来源：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