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委员们呼吁：虽然这些弊端不是一时形成的，但国家必须尽快研究、建立完善的人才评价体系、标准，以调动各方面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好地为国家建设尽力。

　　让论文回归原位

　　“现在中国以论文数尤其是SCI(科学引文索引)录用论文数作为衡量学术工作的最主要指标，如衡量高等学校水平并作为排名依据，衡量科研单位的成就，衡量某一学科的水平，衡量一位科技工作者的学术成绩……很多单位都把这一指标的高低和待遇、奖励、经费分配、职称评定密切挂钩。这是一大误导，导致了教师及科技工作者一味追求论文数量。”全国人大代表钱易指出。

　　代表、委员们指出这种误导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脱离实践单纯做论文，盲目追求论文数量，而忽视研究成果的真正价值；导致浮躁、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极大污染了学术氛围，破坏了扎扎实实搞研究、默默无闻潜心治学的学术环境……

　　“现在出现的一些学术腐败现象，尽管跟虚荣心、职业道德有关，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上面’对他们的要求：论文没有数量不行。”全国人大代表胡丹对此颇感无奈。

　　而实际上，SCI在国外只是图书馆所编的索引目录，是便于学者查找资料的工具书。美国在进行学术成就评价、评估、人才选拔的过程中没有使用过SCI这一概念。

　　“国内许多重大科技成果，如三峡水利工程、杂交水稻等具有重大科学意义和经济价值，是世界一流成果，但并非表现为大量论文，因为凡是重大理论问题或科技项目都需要进行长时期的艰苦努力，在这期间不可能发表很多论文。相反，有SCI论文的成果不一定有重大科学意义或经济价值。”钱易代表说。

　　黄维义委员认为，论文数不能代表一个人或一个单位学术水平的高低，而应看其创新能力，看是否有重大科技成果。没有创新的论文，再多也没用，要让论文回归原位。在国外，学术评价主要看国际同行的认可，由全世界这一领域前几名的同行进行评议。主要按照发表论文的数量进行评价，则很难准确客观，必须改变这一标准。

　　让外语学以致用

　　“现在社会上几乎各类人员的任用、提升都以考外语为前提，迫使大家苦学外语，而不去深入钻研自己的业务，不去追求业务上的精通和造诣。其实许多专业与外语没有多大关系，例如中国古典文学，中国历史，中医，体育等等。”钱易代表列举的这种现象，引起大家的共鸣。

　　不管是否有用，如果不能通过外语统一考试，那么在晋升职称时就会遇到很大麻烦，因为外语是职称晋升的一个具有“否决权”的条件；一些高校过分强调英语而忽略专业学习，让学生在学习外语上花费掉大量时间；不顾实际需要，不管对从事基础理论研究的人还是对专业技术人员，单纯地用外语考察他们的学术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既不科学，也不公平……代表、委员们在指出上述直接表现后，还特别强调了许多负面影响：在不少领域挫伤了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助长造假之风。

　　一位去年从某名牌大学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告诉记者，读研前和读研后相比，不知学到了什么。像全国无数学生一样，将很多时间花在英语上，而没有将更多的精力用在专业课程上。

　　“如果工作不需要外语，为什么要把外语作为职称晋升的先决条件？”不少领域的专业人士发出这样的诘问。

　　“我非常佩服那些沉下去一心搞研究、摒弃职称等外在评价的人，他们不会因职称等而去应付，去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他们或许一辈子都用不上的外语。但在现实情况下，这样做很难。”黄维义委员说，对外语的要求应从政策上有所改变，要结合具体岗位分析，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掌握外语，不要把通过外语关作为硬性规定，外语要学以致用，不能成为摆设。

　　让能力重于学历

　　“博士里面有庸才，工人里面有人才。如果我们评价人才按学历、职称来进行，将难以培养、选拔、引进和激励真正的人才，路肯定会越走越窄。”代表、委员们对此非常认同。

　　“现在社会上评价、使用人才多以文凭论高低。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博士比硕士水平高，硕士比学士水平高，有文凭的则比没有文凭的强。其实，博士、硕士、学士并不能代表其科研水平的高低。”黄维义委员提出。

　　钱易代表说，现在有一些在职人员花钱、甚至用公费到高校申请做博士后研究，实际目的并非做研究工作，而是图一个虚名。这是因为现在许多单位包括一些人事部门把博士后予以更高评价。虽然博士后并不是比博士更高的一个学位，但这样的标准如果不及时调整，会埋没许多有能力但文凭不够的人才，而一些能力不足却文凭高的人又会浪费大量宝贵资源；而且会给社会评价人才造成混乱。

　　假文凭泛滥在近几年已成为一种公害，这与“以文凭论高低”的不科学人才评价标准有直接关系。变了味的“文凭热”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社会现象，它还反映出社会评价、使用人才的机制不健全。

　　代表、委员们提出，重视学历可以，但更要重能力；不要过度放大文凭在评价、考核一个人中的作用，必须尽快实现从重学历到重能力的转变。(来源/新华网，作者/张景勇、张淼淼、张虹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