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2月31日，旨在升华大学氛围、褒奖奉献、支持创新的复旦大学“校长奖”颁奖，封东来作为最年轻的教授榜上有名；

　　2006年1月4日，复旦大学又为刚刚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的他举行庆祝大会。

　　接连而来的荣誉并没有打破这位年轻科学家内心的平静。见到封东来的时候正是双休日，他依旧和学生们在实验室里忙碌着。

　　我的根在中国

　　封东来最早得知自己获得“青年科学家奖”是在2005年10月8日，那天恰巧是他33岁生日，“这份来自联合国的特殊生日礼物有些出乎意料”。

　　在封东来看来，能从世界上50多位有杰出贡献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他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所养成的科学思维，特别是从三位导师身上感受到的人格魅力——正是这些奠定了他一生的科学品格。

　　中学时因为听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科学家的摇篮，封东来毫不犹豫地将其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在那里，他遇见了导师俞昌旋，导师正直、严谨、执著的科学品格，至今深深地影响着封东来。“俞老师是典型的中国学者型导师，他耐得住寂寞，可以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不懈地从事科学研究；踏实，做人极为低调；凡事都先为他人着想。”

　　封东来用“完美”来形容自己的导师。他记得俞老师一个字、一个标点地为每个学生修改文章的场景；记得俞老师为他保存了几年、并亲手交到他手中的几百元论文奖金；记得同样也有留学经历的俞老师在他临行美国前叮咛他要回国报效的嘱托。

　　在斯坦福大学，封东来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二位导师沈志勋。初到美国的他还曾经为“来到美国还跟了个‘中国老板’”而担忧，可不久，他就感受到这将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位导师。沈志勋让封东来见识了世界一流的、前沿的技术，并将他介绍给自己所认识的最好的科学家。

　　封东来做博士后时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乔治是一个用“放羊式”方法带学生的‘老板’。有时甚至可以两三个月见不上面，但“老板”的办公室大门却永远敞开，只要他在，学生随时都可以进去问问题”。在两位导师那里，封东来获得了很大的独自思考的空间和理性的思维方式。

　　沈志勋的刻苦钻研精神和爱国情怀也令封东来深受感动。“即便在高温超导界有着很高的学术地位，导师还坚持着每天晚上11点睡，早晨5点起的作息习惯；他办公室的电话铃从不间断，在这里他与全世界的物理学家都保持着经常的沟通；他为国内做了很多事，讲学、兼职、做报告，但是从不收取一分报酬。在沈老师心里，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他不愿意拿自己祖国的钱。”

　　封东来很自豪地认为，“中国人这一点很了不起，无论身处何方，只要一有机会，就总是会想着为祖国做点事。我在国外待得越久，就越感觉到自己是个中国人，我的根在中国”。

　　封东来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在国内发展事业的机遇：“中国一直在往上走，谁也无法阻挡住这前进的车轮”。

　　2004年，封东来回到了祖国，在复旦大学物理系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如同他在领奖台上所说：“对‘海归’来说，不是放弃了国外的什么，而是国内的机会要好于国外”。

　　“复旦效率让我急于想飞回来！”

　　留学回国天地宽，这是封东来最切身的感受。

　　“在美国，和我同龄的很多同行也许根本没机会接触到这样的大项目，享受这样的大投入。”封东来告诉我们，与他仍然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同学相比，自己的学术环境、科研力量都是无可比拟的。首先是来自国家的支持，中国目前用于基础学科研究的科研经费是越来越多，此外，与志同道合的中国同事们合作也是格外默契。

　　复旦大学找到封东来的时候，他博士刚毕业，甚至连博士证书都没拿到。“复旦效率，让我都来不及有其他的想法就急于想飞回来了。”用他的话说，国内人才引进的脚步之快，措施之齐备，使他更确信：回到祖国，一定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事业。

　　对于生活上的要求，封东来一样没提，“我是来工作的，不愿意特殊化。我本来就想回国，这里的条件又这么好，我很知足了。”

　　被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后的封东来一走进校园，便与8名研究生及多名本科生一起埋头于活跃的科研和实验。他的研究涉及超导电性、磁性和自旋电子学、纳米科学等等。他还致力于建设新的实验技术，如激光光电子能谱和软X射线共振等。目前，他正在主持建设中国第一个在建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上海光源—上的复旦光束线，这将是我国大学在这样一个国家大科学装置上建设的第一条光束线。这将进一步促进同步辐射的应用，并最终将对中国乃至亚洲的材料、凝聚态和环境科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许多人认为基础物理是很枯燥的研究，但封东来却认为那是极富乐趣的挑战。他告诉我们，基础物理研究成果虽然并不一定马上就能应用，但它涉及的尖端技术对应用领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比如，高温超导可以应用在下一代的磁悬浮列车上，还有同步辐射在解出SARS病毒分子结构，环境污染检测，微纳电子材料研究上的应用等等。“对于同步辐射，中国大众对它知道的太少，而在欧洲，30%～40%的理科博士学位都和同步辐射有关。”

　　好的学生应该是老师脑子的延伸，而不是手的延伸

　　封东来对学生的教育融合了三位导师的风格特点。“我对自己学生的培养经常是‘放羊’式的，我会给学生一个项目，做不完，可以慢慢做。如果学生快做完了，我的第二个项目会很快接上。但我也会不同时间集中关注某位学生，进行手把手地教。”物理系许多老师常会好奇地问封东来，“平时没见你怎么管学生，为什么二楼的研究生办公室里，你的学生每天都是工作得最刻苦的一群？”

　　封东来认为，除了坚定的科学信仰，科学还需要内在的传承，导师所做的工作是科学精神代际间的传播，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其中的关键。赵嘉峰，硕士二年级，从本科三年级时，他就“跟”上年轻的封教授。赵嘉峰说，封东来至少一天与学生见两次面，早晚各一次。就算出国也会通过MSN和学生进行交流。这学期每周四他都要为学生上强关联物理课，3个小时的课程他常常用3天的时间去准备。封东来的课很轻松，大多是讨论，但课后的作业却特别多。封东来课题组的交流方式也很丰富：面对面个别交流、MSN网络交流、共享空间信息互动、例行组会……最有意思的就是例行组会，所有学生的名字被编成表格，每次轮流由两个学生例行交流，一个侧重于自然科学文献阅读，另一个侧重于近期正在做的科学研究，然后围绕问题进行广泛探讨。

　　韦佳是这个团队中惟一的女生，可是她却从来没受到过“特别照顾”，她认为和导师、师兄们在一起研究问题，自己成长很快。她说，封东来是一位令她十分信任的老师，严谨、敏锐、有激情。他会允许学生犯错，并常告诉同学们“只发表相当保守的见解，你就永远不会错，可是你永远也不会有新发现。犯点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他会让学生们分析犯错的原因，然后在组会上进行交流，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现在的学生与我毕业时相比，素质好得多。眼界、英语水平、动手能力都强多了。但是在世界舞台上做比较，他们还是有差距。”封东来告诉我们，去美国前，他一直都认为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聪明、优秀。但是在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顶尖大学中，他发现许多美国学生对物理的热爱和用功程度绝对不逊于中国学生，而且他们不仅表达能力、物理直觉、创新能力都很强，心理也非常成熟。

　　“科技的创新是源于乐趣。我希望学生明白，基础研究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因为乐趣，因为热爱，才会有创新。要培养独立思考、理性分析的能力。”封东来说。

　　“在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中，千万不要选择寂寞。”

　　封东来说，曾有人问他，科学家是不是要耐得住寂寞。他的回答是，在深入钻研的时候的确需要。但是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孤独”和“耐得住寂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学术环境的薄弱和资金的限制。“如果在现在活跃的国际学术交流中，我还要寂寞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千万不要选择寂寞，要学会更广泛地交流。不仅是国内的，还要和国外的专家进行交流；不仅是本专业的，也要和其他专业的同行进行交流。”

　　在美国时，导师沈志勋让封东来见识了大科学家们是怎么工作的。在学校一周五天，几乎天天有讲座，他可以和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们进行交流，所以等他毕业的时候，已经和这些领域内顶尖的人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融入了这个学术圈。“国内学术交流的氛围还不够浓，我们还需要广聚人气。”

　　在封东来心中，理想的学术环境其实并不复杂，“如果每天能接到五六次国内同事打来的电话；如果每周有两三次学术报告会；如果系里60%的教师都能去参加这样的报告会；如果在一栋楼里办公的教师把门都敞着，走廊上都有黑板供随时讨论用，那就是我认为比较满意的学术环境了。另外作为科学研究者，应该能够少受各种杂事的干扰，心无旁骛地埋头工作。”(来源/《神州学人》，作者/沈祖芸、计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