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沈醉老是忘年交，在他生前曾多次采访，搜集资料，为写他的传记做准备工作。后来一是因为沈老不幸逝世，二是因为他的女儿沈美娟大姐出版了一部沈醉的传记(在她的传记中曾引用了我赠给沈老的四首诗，这使我非常感动)。这部传记终未完成。沈老逝世已经1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有时常常浮现于脑海。现仅将他与其母的往事做一简述，以飨读者。

母亲不知道他是特务

　　沈醉在国内及港、台等地几乎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18岁参加国民党军统组织，28岁成为军统少将和戴笠的亲信。历任军统局总务处长、总值日官及后来的国防部保密局专员兼云南站站长，1949年以战犯身份被捕(当时沈醉已列名参加卢汉所领导的云南起义，但仍被云南军政当局关押，后移交给解放军军管部队)，一直关押到60年代才被特赦。因周恩来的关怀，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文革”中因他与江青在解放前有数面之缘，又被“四人帮”逮捕关了7年。“文革”后平反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改正了战犯身份(以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他陆续写了《我所认识的戴笠》(这部书当年周恩来曾彻夜一口气读完，并告之沈醉：“你可害苦我啦！”)、《军统局内幕》、《魔窟生涯》、《我这三十年》、《战犯改造所见闻》、《人鬼之间》、《沈醉日记》等10多部有关军统和个人经历的书，在这些书里，他写出了军统内幕及大量文史资料，也写出了他自己的复杂经历……

　　沈醉长期在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工作，最后当上军统局总务处长、云南站长、国防部保密局专员，跻身于国民党高级将领之列。由于工作关系他认识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高层人物，但他身上几乎没有沾染国民党将领和官场的恶习，如打牌、抽烟、喝酒、贪污受贿、玩女人等等，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场上是罕见的，这完全归功于他母亲的教诲与严训。

　　沈醉的父亲早逝，他是由母亲一手抚养成人的。沈醉之母名罗裙，是清末最著名的诗社——南社的成员，以擅长诗词而著称。沈醉的名字就是母亲根据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如梦令》词中“沈(古汉语中‘沈’通‘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归舟”而取。他幼年起母亲就教他读唐诗，所以直到老沈醉也能背诵很多唐诗，沈醉一直爱写诗词，无疑也是受了母亲的熏陶。

　　沈醉18岁时受大革命运动的影响，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1932年因与高年级学生闹学潮，被校方开除。他便去上海，投奔姐夫余乐醒，因为他听说姐夫在“革命团体”(军统一直标榜自己是“革命团体”)里工作。余乐醒是中共早期党员，曾与周恩来等去法国勤工俭学，攻读化学与机械专业。归国后任黄埔军校教官，与同在军校任军医的沈醉的大姐沈景辉结为伉俪。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团教导员(沈景辉亦作为军医出征)，1927年被中共派赴苏联专门学习情报业务；归国后恰逢“四·一二”事变，与党失去联系，因生活无着后脱党经戴笠介绍加入军统，成为军统早期重要骨干(1949年终投向人民)。沈醉到上海后即由姐夫介绍参加军统组织，后来沈醉的兄弟姐妹及亲属有20多人都参加了军统。

　　这时母亲并不知军统是特务组织，其后一直到她逝世也不清楚儿子在“团体”里究竟做了什么事。沈醉因逐渐受到戴笠的重用，官阶越升越高，28岁便当上了少将处长(军统最高军衔是少将)，也成为当时国民党军队系统中最年轻的将军。因而母亲屡屡叮咛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母亲对沈醉很疼爱，但管教却很严，一直希望他能够不被旧社会的污泥浊水所浸染。沈醉一直清楚的记得母亲在几件大事上对他的教诲。

“临终人的嘱托是不能违背的”

　　沈醉的正式结发妻子叫粟燕萍，这桩婚姻大事等于是母亲作的主。用沈醉的话来说他们的结合就是“因缘”，因为沈醉最初并不当回事。

　　粟燕萍是沈醉当年在军统局临澧特训班当教官时的学生。第一次相识是粟燕萍学游泳时不慎误入深水区，沈醉发现后跳到水中将她救起。当时沈醉只是觉得这位年轻姑娘很调皮。后来有一次沈醉准备回长沙探望母亲，粟燕萍恰巧因父亲病危也要回长沙，便搭沈醉的汽车同往。到粟家后沈醉陪粟燕萍询问她父亲的病况，谁知粟父竟将沈醉误认为是燕萍的男友，便拉住沈醉的手恳切地说道：“雪雪(粟燕萍的小名)托付给你，我就放心了。”沈醉当时见粟父病危，也不便解释，只好点头：“您老放心吧！”但他觉得很可笑，并不当回事。见到母亲后，便将此事当笑话讲给母亲听。谁知母亲却严肃教诲他说：“临终人的嘱托你既点头，等于同意，这是不能违背的。”(见《我这三十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从此沈醉才开始注意起粟燕萍来，发现她不但美貌，而且爱唱爱跳，活泼大方，是个温柔善良的姑娘。后来沈醉赠了她一首自己写的七言绝句表示爱慕之情：

　　华灯辉耀映花颜，疑是嫦娥下广寒。

　　如此风姿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看。

　　粟燕萍也赠了一首七言绝句，后两句是：“幸到门前成桃李，满庭白雪任君看。”沈醉后来把诗拿给母亲看，母亲非常赞赏。她认为这首诗写得心境开阔、落落大方(见《我这三十年》，但沈美娟大姐在《我的父亲沈醉》中注明是“新婚之夜的诗”，姑存此说)。而且粟燕萍出身于长沙望族，她的叔公即为北洋时期有名的外交次长粟康时。后来，沈醉曾带粟燕萍到长沙见母亲，母亲一见便喜欢，称赞她端庄清秀，大方得体，一脸福相，是个好儿媳。力主马上订婚，从此二人在母亲的赞许下订了婚，结下良缘。当然，当时按军统纪律，在抗战期间军统人员一律不得结婚。教官与学员公开在长沙订婚，顿时引起了波澜。粟燕萍曾被关禁闭。但因沈醉一直受戴笠器重，沈醉谎称“娃娃亲”，母命难违。戴笠不过训斥一番，此事最终皆大欢喜。二人共生活了11年，生有五女一子。生活和谐美满。这有沈醉当年所写诗为证：

　　“清溪同泳乐如何，挽手河堤缓步舒。朝露迎人驰战马，晚风舞友驾轻车。停枪不谢双栖鸟，罢钓为怜比目鱼。但原生生成配偶，人间百事尽多余。”

　　“曾忆当年夜猎归，西山寒雨正霏霏。呼童将酒劳卿酌，遣婢添炉烘客衣。最是抚肩频问暖，况从餐罢尚怜饥。万般蜜意千般爱，阃令虽严不忍违。”

　　“恼人春色促人来，步步相随舍不开。轻嗔笑面如花簇，疑摆腰肢胜柳枝。女唱新歌儿学语，卿翻画谱我吟诗。记曾小饮偎人醉，不识杯深更一卮。”

　　这件事对沈醉触动很深，从此他便深以对人讲信义为原则。不过，后来沈醉是对蒋介石、戴笠讲信义，走上了一条与他母亲愿望相反的道路。沈醉生前每一回忆至此，便会追悔莫及。

被母亲阻断的初恋

　　上世纪90年代初，一家妇女刊物向我约稿，希望我采访沈老写一写他的母亲及妻子，因为沈老《我这三十年》一书中虽然提到，但并不详尽。

　　当时采访沈老，他并未提及初恋情人。后来读到他的第二部回忆录《魔窟生涯》，始知初恋情人名白云，福建厦门人，幼随父亲至南洋，归国后就读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后为追求进步从封建家庭出走，只身赴沪，在南洋华侨所办《女子月刊》任编辑、主编。据沈老简略描述，白云活泼大方，热情奔放，但文字叙述过于惜墨。

　　沈老逝世后，沈美娟大姐出版《我的父亲沈醉》(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始将“白云”其人详尽披露。原来她当时的名字为莫耶，即流传甚广的《延安颂》的词作者。莫耶，本名陈淑媛，1933年至上海，沈醉当年在上海是军统局驻法租界情报组长兼行动组长，以记者身份为掩护，化名陈沧，于1934年与不到20岁的莫耶相识。两人由倾慕而成为恋人。

　　但沈醉的初恋却遭到母亲的坚决反对，她认为女人应恪守妇道、相夫教子，绝不能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女性。她甚至对莫耶热情活泼的性格都非常反感，警告沈醉：若要与莫耶结婚，就永不进你的家门……同时坚决反对的还有沈醉的上级戴笠，戴笠对莫耶秘密调查后发现：虽然她父亲陈铮是民团首领，后来又任过旅长、县长，海军陆战队少将团长，但她本人“左倾、激进”，因而戴笠只同意与她“交朋友”、“利用”，而不同意两人结婚。

　　但母亲和戴笠的坚决反对，却促使沈、莫两人更加亲密。一次沈醉在追捕进步人士时受重伤，莫耶闻之悉心照顾。二人索性同居，一年后生下一个男孩。

　　1937年“七·七事变”后，莫耶欲投奔延安，她当时一直不知沈醉的真实身份(沈醉一直以记者身份为掩护)，所以她劝其同去，沈醉不得已讲出真情，希望她留下来。但如此反而促使她迅速离开沈醉去了延安。

　　1938年，一直思念莫耶的沈醉在武汉《新华日报》刊载“寻人启事”，经他人转告，正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莫耶始与沈醉通信。后被姐夫余乐醒(当时沈任军统局湖南临澧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任副主任)严厉禁止，至此两人终于割断情缘，再不复相见。

　　莫耶此后于1940年随贺龙120师赴华北前线，任政治部战斗剧社创作组长。1950年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同年入党。贺龙对她很欣赏，称赞她是“我们120师出色的女作家。”

　　据沈美娟大姐回忆：当年她给父亲整理《魔窟生涯》，原文虽将莫耶化名，但尚存同居、生子等情节，定稿时被沈美娟大姐删去，致使读者更不得其详。

　　在“文革”中，因怀疑莫耶在上海加入过特务组织，故有人找到沈醉核实，沈醉据实否认，但他并未谈及二人关系。1986年，沈醉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一篇《悼莫耶》的文章，始知初恋情人已逝世。他在日记中写道：“40多年前的知心，一别之后竟成永诀而未能再见到一面。……一想到上海分手时的情景，禁不住老泪纵横”。莫耶多年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万幸的是整他的人不知她与沈醉的关系。否则结局会更加悲惨。因而，莫耶至死也并不知道知名度甚高的沈醉，即是她当年最心爱的情人——陈沧。

　　他们二人的爱情结晶——唯一的男孩，在莫耶到延安后，一直由沈醉部下苏某抚养。上世纪40年代末期，沈醉将儿子送入国民党空军航空学校就读，后撤退到台湾，从此再无音信。

　　按当时情况看，尽管戴笠反对二人结婚，但如果沈母不反对，二人极有可能结为伉俪。但依二人各自的信仰，很可能最终反目，如萧军、萧红一样成为悲剧，爱恨交加还不知道会酿成何等惨痛的苦果！

“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

　　这句话，从沈醉少年时起，母亲便对他讲过不知多少遍，但却从没有那次那样疾言厉色。也就是从那次，这句话给沈醉留下了最刻骨铭心的印象。

　　那是1949年秋，沈醉出任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特派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少将站长。他受局长毛人凤命令，赴云南执行军统秘密暗杀任务。当时毛人凤命令他暗杀的第一个对象是民革成员、原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杨杰将军。

　　一天下午，他招集几个专搞暗杀的特务杀手到他家小客厅密谈。沈醉与杨杰住邻居，很熟，因此时间不长就制订好了行动计划。布置完毕，特务们都走了。但小客厅通往阳台的门却突然被推开，沈醉抬头一看，见到母亲怒气冲冲走进来，把手中的书用力往桌上一摔。沈醉原以为家中无人，没想到母亲正坐在外面阳台上看书，沈醉和特务们商量暗杀计划听得一清二楚。母亲咬牙切齿地用手指狠狠地在他头上戳了一下，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责骂道：“我多年来一直教导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像个人吗？我问你：你把杨先生杀了，明天你的儿女们问你，谁把杨伯伯杀了？你怎么回答？如果他们知道是你杀的，他们对你这个随便杀好人的爸爸会怎么看？(沈、杨两家为邻，彼此很熟，两家的孩子也常常在一起玩耍，所以沈母如此问。——笔者注)我这个做母亲的又怎么见人？这些后果你都不想，只想自己做官，不想做人。我不要你这个儿子，我马上走……”沈醉差愧交加，只好答应母亲：宁可受军统纪律处分，也绝不杀杨杰。后来沈醉便一直借故拖下去，最终也未执行保密局长毛人凤下达的暗杀命令。

　　这次母亲的发怒对沈醉震动很大。他本来就已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不久，他终于列名通电参加了云南起义。

永远的遗憾

　　沈醉永远不能原谅自己：云南解放前夕，他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儿女送往台湾。临上飞机前，母亲坚决不肯上，无奈之下沈醉将母亲抱上了飞机。母亲一再呼唤他，还流着眼泪说：怕死在异乡而不能归葬故土。直到母亲客死台湾，沈醉终未能再见到母亲一面，这给他留下了终生的遗憾。而且更令沈醉心痛的是：母亲生前常以泪洗面，因为她以为儿子已被解放军杀掉了。

　　云南解放前夕，解放军逼进昆明，云南守军准备起义，而台湾保密局还发电令沈醉执行暗杀云南军政首脑的计划。沈醉看到大势已去，只好发了一封回电，表示无力挽回危局，只能尽最后职守杀身成仁。这其中固然有搪塞之意，同时云南地方当局对军统特务恨之入骨，正计划将其一网打尽，逮捕后交给解放军。沈醉也认为共产党不会放过他，必是凶多吉少。所以沈醉被捕后，台湾方面认为他必死无疑，同时出于宣传意图，宣布沈醉为“烈士”并入祀国民党“忠烈祠”。这个恶耗给母亲带来了极大痛苦，等到沈醉特赦，母亲早已带着痛苦和遗憾撒手人寰了。同时，妻子粟燕萍因误听沈醉已“牺牲”，带着几个孩子生活异常艰难，不得已改嫁。这信息沈醉多年以后才知道，虽然后来沈醉特赦后两家恢复联系，亲如一家，但心中的遗憾却再也无法弥补了。

　　还有一件事，沈醉一直想告诉母亲，向母亲忏悔。沈醉参加军统后一直从事暗杀行动，在上海时有一次沈醉带着部下去绑架中共地下工作者，他的汽车撞上了一辆人力车，车上恰巧坐是刚刚去寺庙拜佛归来的母亲。母亲觉得车里坐的人像儿子，便大呼儿子的小名。沈醉怕暴露，硬着心肠用上海话大骂：“侬瞎了眼！”母亲真以为认错了人，这才不吭声。母亲回到家中还向沈醉讲：“我今天看到一个人很像你，但太凶！”事后戴笠多次称赞沈醉处变不惊，在母亲面前都不暴露身份。当时沈醉也自以为得意。但沈醉在狱中经过多年改造后，却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一直教导他：“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善良的母亲信奉佛教。天天去拜佛；而儿子却天天干着杀人抓人的鬼域勾当。沈醉一直想告诉母亲这件事，向母亲做发自内心的忏悔，但是这已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沈醉逝世前，常常会回忆起母亲对他的教诲，人到老年，对母亲的记忆却愈加清晰。他怀念母亲，每当自己的生日，他都以吃素来怀念母亲。他会永远记住母亲的教诲，告诉他的儿孙们，希望他们做一个正值的、对国家和民族有贡献的人。他的儿子沈笃礼听从了父亲的话，从海外到内地来投资；他的女儿沈美娟后来调到全国政协，协助父亲撰写有关文史资料，至今已出版了几部著作；父亲和子女们一起为祖国的强盛贡献力量。

　　沈醉生前常想，如果母亲知道他的后半生为国家和民族做了那么多有益的工作，该是何等欣慰！

　　——写在沈老逝世十周年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