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对先秦时期的城市生活多有记录，展现了当时的城市文明。近年新发现的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简《孔子诗论》中，即称《国风》为《邦风》。国、邦指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邦国。学者多认为《邦风》才是《风》诗的初名，汉代因避刘邦讳而改为《国风》。无论是“国风”还是“邦风”，都在向我们透露着一个信息——《诗经》是与西周、春秋时期的城市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个观点与传统的“《诗经》是民歌，是记录先民生活的桑间濮上之音”的说法大相径庭。

　　《诗经》中的许多诗篇都记录了城市的发展史。《商颂·玄鸟》说：“邦畿千里。”指出了天子所居国都管辖的范围十分辽阔。《商颂·殷武》又载：“商邑翼翼，四方之极！”生动地描绘了当年商代都城城墙的雄伟气概。《绵》诗的行文完全是按照实际建筑的顺序一一展开：先察看地形，占卜决疑，然后划定区域，丈量田界，开沟筑垄，接着建造宫室庙宇、修筑城墙祭坛，展现出对土地的重视及建设新城市的自豪之情。诗中所描写的城市建设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细节描绘具体而清晰，可视为城市建筑史上的宝贵史料。《大雅·文王有声》记载了文王“作邑于丰”，《小雅·斯干》篇亦记录了武王定都镐京的史实。“丰”、“镐”两都的遗存已在今陕西西安西南约25公里处的沣河中游被发现。

　　在城市建设中，也体现了古人的规划意识。从考古发掘材料看，“国”中不仅有宫殿区、居住区，还有手工业区和商业区，城的东部更是商业发达、人们常常活动的地区，所以在《诗经》中才多次出现“东门”的意象。如《郑风·出其东门》：“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直赋城东门外热闹场景，其间城市居民郊游的场面写得十分热烈生动。《周礼·天官·内宰》说：“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周人筑城后即划出一块地方设“市”(市场)，城邑市场里的“肆”，按惯例以所出卖的物来划分，卖酒的场所自然被称为“酒肆”。《诗经·小雅》一首《伐木》篇写道：“有酒湑我，无酒酤我。”意思是说，有酒就把酒过滤了斟上来，没有酒就去买来。从诗意看，似乎西周时酒随时都可以买到，人们也习惯于到市场上的酒肆买酒。

　　在今陕西凤翔春秋秦都雍城的宫殿遗址内，发现了一处藏冰的窖穴，容积约190立方米。冰窖在古文献中称为“凌阴”，据《周礼·天官》记载，“凌人”掌管冰政，十二月斩冰藏入凌阴，以供来年天暖时使用。由此推断，周王室和诸侯国的都城内，都应有藏冰的凌阴。《豳风·七月》即有“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的诗句，意思是说夏历十二月凿取冰块，正月将冰块藏入冰窖。秦都雍城凌阴建筑基址的发现，为诗句的解释提供了实物例证。

　　城市的繁荣促进了诗歌的发展，城市生活的印记在诗篇中也不可避免地显露出来。居住在城市中的是“国人”，在城市中过着远优于乡野，优于所谓“野人”与“小人”的富裕生活，享受着城邑中发达的礼乐文明。《诗经》中25次提到“国人”，如《曹风·鸤鸠》中的“淑人君子”戴着青黑色的皮帽子，腰束丝带，举止彬彬有礼。相当一些篇章描写城市贵族的宴饮生活，更见其奢华铺张，他们在歌乐宴饮中“钟鼓既设”(《小雅·彤弓》)，席间是“清酒百壶”“ρ鳖鲜鱼”(《大雅·韩奕》)，加之美轮美奂的宫室，透露出城市生活的繁荣。《小雅·都人士》对城邑中人服饰举止的描写十分细致、全面：“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彼都人士，台笠缁撮。彼君子女，绸直如发。我不见兮，我心不说……”字句间清晰可见的“都人士”、“君子女”皆为都邑中人，而无论是眼前所见，亦或心中怀想的，都是城郭风景。

　　《诗经》三百篇分风、雅、颂三部分。雅、颂本来就是居住在城市中的上层阶级所作；所谓风，即周代各国的地方乐调，共有一百六十篇。《国风》虽然有比较浓厚的生活气息，也有许多描写自然风光、田间劳作的诗篇，但其形成也有城市为其文化背景，这是以往为研究《诗经》和中国诗歌史的学者所忽略的问题。我们研究《诗经》，要将其还原到《诗经》时代，不能像过去一样只将其拘泥为“民歌”。《诗经》的修辞相当讲究，而远非乡村朴野的歌谣可比。在礼乐文明只被少数人垄断的两周时期、在孔子开创私人授徒讲学以前，只有贵族阶级才有占有文化的权利，普通劳动人民根本就没有学习的资格，又怎么谈得上文学创作呢？《诗经》是研究先秦历史、民俗、礼乐文化的丰富史料，无论其是民歌与否，其文学和史学价值都是不容抹杀的。(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