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小型企业很多，缺乏国际化经营经验，相对于跨国企业，中小企业走出国门的最大障碍是信息成本太高。创建海外工业园可以将商务、法律、税务等方面的顾问咨询集约化，有效地降低成本，促进相互协调配合，形成集团作战，促使许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形成范围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

　　世界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从区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可以找到它们之间的经济互补性。跨国经营的优势就在于以区域经济间的比较优势为基础，充分发挥两者经济的互补性。那些市场化水平落后并与中国比较接近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济有着显著的互补性。这些国家分布于东欧、南美、中亚和非洲地区。对中国企业而言，选择这些国家和地区“走出去”，发挥比较优势是决定投资成败的关键。

　　如果考虑潜在的市场规模，则东欧的条件最好。欧盟东扩，形成统一大市场，区域间经济的差异是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机遇。中国企业可以选择具有地缘优势的东欧国家作为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的跳板，建立中国企业进入欧盟的生产基地和物流配送中心，从而在保持中国企业原有成本优势的同时，打破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壁垒障碍，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

　　跨国经营，势在必行

　　时代要求中国企业改变传统的出口贸易形式，加速走出国门，通过产业组织创新，创建海外工业园。

　　2004年下半年，在国内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于求的商品446种，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54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在许多行业中出现了大量过剩生产能力。由于国内市场已经不能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必然要以各种方式走出国门。

　　以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模式证明，许多企业在达到了一定规模之后取得了成本优势。如果他们能够继续扩大生产规模，有可能取得更为突出的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竞争必然导致在国家之间的专业分工。也就是说，通过竞争使得一些产品集中在某些国家，而另一些国家则集中生产其他产品。产品生产有可能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国际分工从产业和部门间分工逐步发展成为产业内专业化分工。生产国际化使得跨国公司应运而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跨国公司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形式。跨国投资可以绕开市场障碍，充分发挥各方的比较优势。近年来，跨国公司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全球平均经济增长率。跨国公司的平均利润率也大大超出在单一国家境内经营的企业。跨国公司占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的70%以上，占全世界总产出的四分之一。世界上最大的100个经济体当中有51个是跨国公司，其余49个是国家。有些跨国公司的规模已经超过了中等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一个新的转折。中国企业必须在国际范围的专业分工中寻找、确定自己的地位，通过国际合作获得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不是简单地以贸易替代投资，或者投资替代贸易，而是以何种方式来安排增值活动的最佳区位。最需要走出去的企业集中在那些国内市场已经达到了相当规模，而扩大生产的边际成本非常低的行业。为了绕开或者部分绕开反倾销壁垒，中国企业必须加速产业组织创新，通过企业内国际分工，将价值增值链的某个部分安排在海外，以提高公司的整体竞争力。

　　反倾销与传统贸易的极限

　　从1979年至2004年9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发起了594起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了大约190亿美元的出口贸易。2004年前9个月连续遭到12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被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尽管反倾销涉及的出口只有出口总量的1%左右，但是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浪潮越演越烈，争端集中在高附加值产品，这意味着按照传统出口贸易方式快走到极限了。

　　众所周知，中国企业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但是，有比较优势并不意味着拥有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强调一个国家的资源秉赋以及不同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异。竞争优势则是各种贸易潜能在市场交换中的实现。必须正确处理和贸易伙伴之间的相对关系，才能落实竞争优势。例如，中国的纺织品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但是碰上了美国的纺织品进口配额，中国的厂商并不能因为纺织品价廉物美就能增加出口。在北美市场上中国制造的纺织品只能被局限在很小的一个空间当中。

　　前些年“中国制造”大量出口并没有遭遇很大的障碍。可是，时过境迁，国际上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浪潮来势凶猛，其原因在于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换代。

　　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台商人在沿海地区大量投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然后利用他们的贸易渠道出口海外。许多以港台做窗口，以广东和福建为生产基地的企业有如雨后春笋一般应运而生。四小龙的资金、技术和中国大陆廉价劳动力结合，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在这些领域中，中国产品的竞争对手是东南亚各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在竞争中没有占据上风，怨不得别人。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不断调整其产业结构。例如，韩国、台湾企业基本放弃了制鞋、雨伞生产，转向重化、计算机芯片等。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规模不大，在他们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虽和西方各国有些摩擦但是对于整个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并不显著。中国大陆出口产品取得的市场份额基本上是从港、台、新加坡、韩国转移过来的，并没有影响欧美的就业市场。因此，西方各国乐得打开大门接受更多、更便宜的中国出口产品。

　　中国目前正处于15-20年前亚洲四小龙融入生产国际化的阶段。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比亚洲四小龙大得多，中国的崛起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改变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构。随着产业升级，中国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含量迅速上升。“中国制造”从鞋帽、玩具开始，发展到日用电器、工具，近年来中国制造的电视机、计算器、微波炉等在西方市场上步步为营，攻城略地，和欧美各国生产的产品迎头相撞。扩大“中国制造”的市场份额必然挤掉其他国家的部分产品，迫使西方国家调整贸易、生产结构。任何经济调整都要付出一定代价，西方各国也是这样。如果中国继续保持当前出口态势，那么和西方工业国家争夺市场的竞争将日趋激烈。西方各国一定会通过反倾销来和中国讨价还价，某些人甚至指望通过反倾销来遏制中国。反倾销将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拦路虎。

　　刚刚起步的对外投资

　　中国人要就业，要发展，外国人也要吃饭、就业。中国商品要进一步走向世界，就一定要设法将一部分就业机会分给东道国。当年日本汽车在北美销量迅速上升，威胁到了美国汽车行业。日本在接受配额限制的同时直接到北美投资建厂，部分绕开了贸易限制。目前，世界六大汽车集团纷纷到中国来投资建厂，也正是出于这样的战略思考。

　　中国入世以后，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中资公司也将逐步走向世界，跨国经营。迄今为止，中国对外投资还处于起步状态。2003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35亿美元，而海外投资只有20.87亿美元。进、出相差25倍。中国在2001年海外投资总额3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2003年才增加到332亿美元。数量虽有增加，但是和进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相比微不足道。

　　近年来，中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特点是：(1)投资的地区和行业分布日趋广泛。从美、欧、日等少数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发展到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俄国等。(2)集中于资源开发项目。截至2003年底，中国在境外参与油气项目58个，中方实际投资超过60亿美元。参与重大境外矿产项目10个，中方实际投资10亿美元。(3)境外加工贸易业务发展迅速。截至2003年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投资设立的境外加工贸易企业约50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3亿美元，主要涉及纺织、家电、机电、化工、制药等行业。(4)大型企业作用明显。

　　中国对外经济合作机构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他们的规模比较大，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具有一些经验。但是，由于内部产权不清，缺乏正确的激励机制，许多国有企业不仅在国内缺乏竞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也暴露出许多弊病。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项目成功概率并不高。其主要原因是：

　　国有企业内部缺乏明确的激励机制。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海外代理人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积极努力？如果有了发财机会，为什么他们要继续效忠于企业而不为自己工作？事实上，有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在初期比较成功，随后由于利益分配不合理而内部矛盾重重，最后，许多优秀的国有企业的代理人都跳槽“流失”了。

　　有的国有企业好大喜功，以己之短比人之长，不切合实际。他们以为背靠着国家这棵大树，非大生意不做，要和世界五百强平起平坐，结果，眼高手低，一事无成。

　　有些投资海外的国有企业官气十足，不懂得国际竞争规则，把国有企业官僚主义的毛病都带到海外。

　　缺乏企业家人才，人员素质差，外语水平不高，缺乏对外贸易、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有些单位把选派出国人员当作是一种照顾或福利。有些人按照上级指示办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熬到时间就打道回府。

　　缺乏经验。有些投资的目标是解决国内企业生产原料短缺问题。例如，首都钢铁公司投资3.12亿美元到秘鲁开采铁矿。这些海外投资确实为国内提供了比较稳定的原料来源，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缺乏处理劳资纠纷的经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严重。

　　有些国有企业到海外投机，难免亏损。例如某国有企业到美国弗罗里达和纽杰西购买地产，指望从房地产投资中捞一把，结果上当受骗，赔得一塌糊涂。还有一些所谓的官方海外投资实际上是化公为私的骗局。资本非法外逃往往和贪污腐败等犯罪行为相关连。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鲜有成功的最根本原因，说到底，仍然是一个产权的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在国内有纪委、检察院、反贪局、公安局等纪律检查机构，经济犯罪活动尚且如此嚣张，一旦把国有企业放到海外去，靠谁来监督管理？在国内都看不住的国有资产，到了海外叫谁来看管？因此，如果产权不清晰，在没有建立现代管理制度之前，国有独资企业不适宜直接对外投资。

　　在跨国经营上民营企业(包括股份制企业)具有独到的长处。虽然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还不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非常成功的案例。例如海信股份在南非市场以及丰佳公司在东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中资跨国公司产权清晰，有高效率的经营管理体系和完整的营销网，推行名牌策略，严格遵守当地的规章制度，照章纳税，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为当地创造了成千上万工作机会，为中资企业跨国经营提供了非常好的范例。中资企业跨国经营的主力军必然是那些迅速崛起的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走向世界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大多数民营企业规模较小，缺乏海外投资信息，缺乏资金，缺乏长远规划，有些中资企业在海外只顾蝇头小利，不计成本，相互拆台，竞相降价，不注重建立品牌。

　　创建海外工业园，为中小企业走出国门开路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一些外资工业园区，例如，在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在昆山和东莞的台商工业园区等。在这些工业园区内不仅有大企业也有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今，到了为中国的中小企业在海外设立工业园区的时候了。

　　首先，为数众多的中小企业走出国门的最大障碍是信息成本。跨国经营必须要了解外国的经济、法律制度、市场信息和社会环境，要有了解当地情况的外语人才，要有商务、法律、税务等方面的顾问咨询，要解决征用土地、租用厂房、运输、雇工等等一系列问题。从效率上来讲，单独为某一个企业搜集国际市场信息是不经济的。有些已经走出国门的民营企业取得了一些信息，但是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建立海外工业园就可以通过一组专业公司把上述各项咨询集约化。在这些咨询业务中也体现了规模效益，大大降低企业在海外的信息成本。

　　其次，许多中小企业聚集在一起，相互协调、配合，通过范围经济提高竞争力。如果一、二家走出国门可能遇到许多困难，可是如果一群企业一起走出去，可以把原有的业务协作关系、市场网络等都带出去，形成集团作战。目前，中资跨国公司在海外基本上处在单打独斗的状况。完全有可能以中国海外工业园区为核心将这些中资企业团结起来，从而降低运输和生产成本。

　　第三，创建海外工业园有利于政府部门为企业提供外交、安全、保险等方面的服务。海外工业园聚集一群中资企业，提高了抵御海外各种风险的能力。

　　第四，海外工业园有利于企业间资金融通，同时也有利于中国银行集中提供必要的融资服务。

　　“快半拍”准则及中国海外工业园的地区选择

　　创建海外工业园区是一个寻找战略同盟军的过程。由于世界各国在通货膨胀的宏观管理、就业、外贸顺差、外汇储备等方面的目标各不相同，因此，一定考虑合作双方是否有较多的共同目标，以及这些目标是否具有较长的时间性。跨国投资的竞争力取决于是否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以及开拓市场的可能性。在许多情况下，跨国公司的优势并不是生产技术上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难关，而是凭靠着市场营销和管理技术优势取胜。如果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向和当地的比较优势不一致，无论这个企业具有什么样的优势都很难得到施展。跨国投资必须解决国家之间的协调问题。

　　人均收入水平相差不多的国家的市场特点相近，民众的需求也在类似档次之上，最有可能形成合作和双边贸易。例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港台企业所拥有的比较优势和大陆所拥有的比较优势非常容易结合。港台企业发挥了在信息、销售渠道、营销和组织能力上的优势，大陆则发挥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生产成本低的比较优势。港台企业最拿手的产品恰好能够适应大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港商、台商到大陆投资事半功倍。因此，欧美企业来华投资的成功率远远低于亚洲四小龙企业。这正是港台企业总数和投资总量远远超过欧美企业的原因。

　　如果我们按照出口产品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将世界各国排个队，那么，最容易合作的国家就是在这个排列中比较靠近的那些国家。跨国投资的最佳目标就是那些市场化水平落后并较为接近中国的国家和地区，与中国经济有着显著的互补性的国家和地区。这也许可以称为跨国投资的“快半拍”准则。

　　按照“快半拍”准则，创建中国工业园区的最佳地区应当是那些在经济发展程度上和中国仅仅差半拍的国家和地区。东欧、中亚和东南亚比较符合这一条件。如果考虑潜在的市场规模，则东欧的条件最好。东欧各国的工业基础、民众的教育和工人的技术水平不比中国差，但是，他们国内市场化的程度不如中国，参与世界经济的程度也远远不如中国。在轻工业、纺织工业、家用电器等行业上和中国有相当显著的差距。东欧各国出口能力很差，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能力。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他们快了半步。

　　中国产品比欧美产品更适合于东欧和中亚市场。中国企业的运行规律和东欧各国企业更为相近，有利于企业之间的合作。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中更容易得到其他相关产业的支持。东欧各国正处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竞争不规范，法规制度不健全，这些状况和中国很相似。西方企业很难适应这些不规范的市场，而中国企业则具有超强的适应能力。中国和东欧各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

　　必须指出，各个国家的发展目标是在不断变化的。在中国80年代初期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关于传统商品的市场信息，需要解决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问题。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所面临的是扩大产品市场和解决国内就业问题。东欧各国在目前迫切要解决资金和扩展市场渠道问题，和中国前几年的情况很相似。中国有可能带动东欧和中亚各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一般日用电器等方面走向世界。

　　以东欧作为中国资本输出的前进基地和跳板可以有效地回避欧美国家的反倾销壁垒。创建海外工业园区把一部分就业机会留给对方，恰恰符合东欧各国当前降低失业率的需要。在海外工业园中，绝大部分职工是本地员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反倾销博弈中这些员工以及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都是我们的同盟军。东欧各国加入欧盟之后，逐步融入广大的欧洲市场。因此，和东欧在利益上建立联系，能够有效地减少反倾销的压力。只要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即使打着“XX国制造”的牌子有什么要紧呢？

　　在90年代初期，东欧在休克疗法冲击之下，经济发展势头严重受挫。那个时候，东欧各国人民和我们拥有长期的传统友谊，中国产品在东欧各国具有良好声誉。这原本是中国和东欧各国扩大友好合作的良好机会，可惜，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并没有抓住这个良好的合作机会。在90年代初期基本上没有政府主导的投资，只有零星的个体商人出没东欧。他们以跑单帮的方式将大量中国轻工商品销往东欧，其中有不少“假冒伪劣”产品，在促进双边贸易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中国制造的声誉。

　　经过将近10年的调整之后，东欧经济已经出现全面恢复态势。欧盟东扩之后，东欧将和整个欧洲市场连成一体。这为中国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又一次良好契机。如果能够由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出面，集中财力创建几个中国工业园区，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和商业、法律咨询服务，帮助他们走出国门，提高对中资企业跨国经营的金融支持力度，简化跨国经营的外汇管理程序，那么中国和东欧之间的经济合作一定能够在较短时期内开创一个“双赢”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