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际产业链和产品价值链分工的深入和细化，推动了水平型分工和垂直型分工向新的纵深方向发展，并为海外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获得双赢提供了运作的空间与平台，使他们双方都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享受资源的最佳配置。因此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把握机遇，充分发挥海外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重要作用。

　　从经济学观点看，环太平洋经济圈包括美加墨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大上海经济圈、南中国经济圈和拉丁美洲经济圈。其范围之广，容纳国家之多，经济情况之复杂，贫富悬殊之大，是世界上任何其它经济圈不能比拟的。正因为如此，环太平洋经济圈不是经济共同体或共同市场，而是松散的多层次的经济合作群体。因为一般来说，经济一体化组织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成员国疆土相连，经济上相互依赖，发展水平接近，历史文化背景相似。而环太平洋经济圈除前两个条件外，其它条件都不成熟。因此，环太平洋经济圈是一个以经济利益合作为基础，以比较优势原则为动因，以经济互补性极强为特点的,松散的多层次经济合作群体。这是一个圈中有圈，大圈套小圈的经济圈。任何形式的经济合作都要有物质基础。太平洋地区有丰富自然资源，世界70%的煤，45%的石油和天然气，50%的铝，60%的稀有金属如锡、钨等都在此地区。太平洋海底深处还有许多未开发的深海矿藏。该地区还提供全世界粮食的三分之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都是重要粮食出口国。全世界60%的工业生产和50%的海运货物量都集中在此。可见，自然资源的丰富蕴藏和不均衡分布，为各国之间经济合作奠定物质基础。

　　在21世纪，无论圈内各不同国家之间纵横交错的经济合作关系将发生多么巨大变化，从总趋势看，它的松散性、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不会改变。

　　一、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新变化为实施“走出去”获得双赢战略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第一、贸易往来更加密切。

　　近年来各国贸易互相依赖更明显，不仅中国，东盟和其它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等对日美市场依赖性不断加大，而且发达国对发展中国家渗透不断加强。如2005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2116.3亿美元，增长24.8%。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总额1844.5亿美元，增长9.9%。2005年，中国自韩国和东盟的进口增速高于总体增长水平，与韩国贸易总额首次超千亿美元。其中自韩国进口768.2亿美元，增长23.4%，韩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进口国。与东盟的贸易关系日益密切，2005年自东盟进口750亿美元，增长19.1%。1

　　此外，外资对中国的投资也增加圈内贸易额的增长。2004年，外资企业进出口占中国总进口的58%和总出口的57%，在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所占比重高达80%。贸易往来更加密切推动了圈内各国的经济合作。

　　第二、资本供求更加活跃。

　　近年来资本供求十分活跃，其中日本和美国起着重要作用。

　　日本资本输出的2/3输向圈内发展中国家，日政府明确鼓励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直接投资，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03年日本对东盟FDI2，631亿日元，投资企业173家；对华FDI3，553亿日元，投资企业332家，分别占日本FDI的6.4%和8.7%。2004年上半年，日本在东盟FDI1，745亿日元，投资企业81家，而对华FDI达2，948亿日元，投资企业171家，投资占比分别为8.6%和14.6%。事实上，东盟成立至今已接受约1000亿美元日本投资，其中78.1%集中在制造业部门。目前东盟仍是世界投资最热点。2004年外国对东盟FDI资额256亿美元，同比增长约39%，高于全球投资增长水平。1

　　美国资本输出也不甘落后，2002年美国对东盟FDI金额500亿美元，是美国对华FDI的5倍。在东南亚投资三大国依次为美、日、英，而美国投资额又远远超过日本和英国。2004年它们的排位是美国(20%)，日本(10%)，荷兰(9%)和英国(7%)。

　　中国对东盟FDI十分有限，到2003年底FDI累计约10亿美元，远远低于东盟在中国投资总额(约324亿美元)。2“十一五”期间中国将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对外投资的步伐，这也将给圈内资本供求增加活跃因素。

　　另外，香港、东京、纽约和新加坡已成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现代化银行业务的发展也为资本供求活跃提供有利条件。

　　第三、技术交流更加频繁。

　　从70年代起形成的“双弧形科技带”，对技术交流起很大推动作用。“西弧形”从日本东京开始，经中国上海，最后在新加坡结束。“西弧形”内有一系列高科技园区，如日本九州和“硅岛”，南韩“Dae Duck”,中国上海工业基地，台湾“新竹科学园区”，新加坡“肯特岗工业区。”

　　“东弧形”从加拿大温哥华起,经过美国圣地亚哥，最后在得克萨斯州结束，集中了世界最新科技成果的研究机构和企业。如著名的“硅谷”，以及从事生物工程、宇航业、微电子工业等的企业。这条科技带的形成，对美国高科技工业建立起了推动作用，并为整个环太平洋地区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奠定了基础。

　　在科技交流中美日竞争十分激烈。美国是科技大国，在世界科技领域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世界500项新科技成果中,美国占65%。其数量是日本的10倍。但随着科技革命发展，它的统治地位越来越多受到日本、德国等国的挑战。

　　由于拥有最新科技成果，美日在技术交流中处于主动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比较被动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互联网的发展在推动贸易往来、资本供求和技术交流方面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电子商务的普及和信息化、数字化的广泛应用，对各国在信息、商品、技术和资本、人才交流方面提供了种种便利。

　　第四、APEC作用更加重要。

　　环太经济合作概念起源于1967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和1968年成立的太平洋贸易及发展会议，以及1980年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

　　但真正引起人们关注的是1989年成立 APEC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成立时的12个会员是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汶莱、澳大利亚及新西兰。1991年香港及中国内地参加，1993年墨西哥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加入，1994年智利参加。目前共18个正式会员体。

　　作为民间组织，非正式领袖会议原本不是 APEC 正式架构的一部份，但自1993年首次领袖会议由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起并在西雅图举行后，一年一次的APEC领袖峰会就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热门话题。这主要因为环太平洋经济圈将影响世界人口最多、产值最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对全球经贸发展亦有重大影响。

　　二、环太平洋经济圈国际分工的发展为实施“走出去”获得双赢战略提供了产业基础。

　　第一、战后三次国际产业转移。

　　战后经历三次大的国际产业转移：一是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电子计算机等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60—70年代，日本、西德等国集中发展精密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三是80—90年代，美日和欧洲发达国集中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将重化工业和应用型技术大量转向发展中国家。

　　科技革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因，同时也使各国产业结构出现三个特点。一是高科技产业日益成为发展重点。二是高科技改造传统产业成为新趋势。三是产业国际转移的深度和广度将对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

　　(1)跨国公司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体。近年来跨国公司全球FDI增加30%，约占全球GDP的1／10。同时，其全球销售额高达18万亿美元，并且已控制世界生产的40%和国际投资额的90%，而国际技术贸易的60%、国际技术转让的80%和科研开发的90%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由于跨国公司的子公司51%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因此对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有重大影响。

　　(2)国际产业转移出现集群发展趋势。随着区域竞争不断加剧，产业转移已由原来单个产业转移向产业链式转移，以形成产业群体和网络，提升区域竞争优势。新一轮产业转移主要是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载体是跨国公司。传统产业转移采取梯度方式，主要着眼于劳动力优势与区位优势。而产业链转移以跨越方式，更注重东道国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这些特点将对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发生深刻影响。1

　　第二、国际分工形式的新变化。

　　传统国际分工主要是水平型分工和垂直型分工。前者指工业和科技水平相近国家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合作。后者指出口制成品，进口原料或出口原料，进口制成品的分工。在国际分工形成漫长过程中，特别是二战前，水平型分工基本在发达国之间进行，垂直型分工基本在发达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

　　国际分工形式与国际间产业转移有密切关系，在出现第二次国际产业转移期间，即60年代后，无论水平型分工还是垂直型分工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1)水平型分工更加深化，同一产业内分工更加发达。

　　产业内分工指国际分工依据产业链条不同环节进行水平型分工，并使同一产业内部分工更加发达。体现在产业链的三大层次：一是技术层次，包括研发、创意设计、生产及加工技术提高和培训等环节；二是生产层次，包括后勤采购、母板生产、系统生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环节；三是营销层次，包括分销物流、批发零售、广告、品牌管理及售后服务等环节。

　　经历多年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发达国家主要从事研发和品牌营销，控制核心技术和经营技巧，而把加工制造环节转移出去，生产结构呈现典型的“哑铃”型；而发展中国家则承接着这种产业环节转移，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生产。美国耐克公司是个典型案例，它掌握产品设计和关键技术，授权越南、中国等工厂按产品规格和技术标准生产产品。它自己则在全球建立营销网络，进行产品广告宣传与销售及提供售后服务。

　　在这种分工中，跨国公司仍控制附加价值高的产业链部分，并以此继续获得超额利润并保持在国际分工的垄断地位。

　　2)垂直型分工更加细化，同一产品内分工更加发达。

　　产品内分工指国际分工按照不同工序或零部件不同技术含量进行的垂直型分工。这种分工的结果使技术含量高的工序和附加值高的部件由发达国家来完成，而发展中国家承担大多是低附加值零部件生产，或者承担加工装配最后工序，其结果是“万国牌”产品大量出现。如我国上海、西安、成都和沈阳四大飞机制造公司承担美国波音737的水平尾翼、垂直尾翼和CFM 航空发动机的制造，就是同一产品内垂直型分工新形式最典型的写照。

　　在这种分工中，发展中国家仍然生产附加价值较低的产品，虽然能够获得一些利润，但在国际分工中仍处于被动地位。

　　3)价值链的分工，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

　　以上分析说明，无论同一产业内水平型分工，还是同一产品内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垂直型分工，都以产业链的分工为特征。无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处于产业链高端，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处在产业链低端，它们都成为全球生产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商品价值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90年代后，国际产业转移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新变化，价值链上的分工，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一种主要形式，因为一国的竞争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某个特定产业或某项特定产品上，更多地体现在同一产业的价值链中和同一产品的价值链各个环节或工序上，如果我们从产业链细分角度看，技术密集型产业有它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如高科技产品的加工装配环节)，劳动密集型产业有它的知识技术密集环节(如服装产业的服装设计环节)。在价值链分解基础上，每个企业只能根据自己的核心能力和优势资源，发展自己的特长，专注价值链上某一环节或某一工序，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获得相对多的比较优势。

　　对发达国家而言，在生产全球化背景下，伴随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寻求资源最佳配置，它们必然寻求在成本最低的国家组织生产，因此它们不仅把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也把某些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移，这种转移为后者介入新兴产业、全方位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条件。

　　4)多元化、多层次的新型国际分工正在形成。

　　进入21世纪后，尤其“十一五”期间，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推动下，新型国际分工呈现出多元化和多层次的特征。

　　首先，传统国际分工格局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无论水平型分工还是垂直型分工形成的国际贸易额，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此相适应，发达工业国家在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被动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

　　工业发达国之间水平型分工依然存在，由于生产结构相似，经济水平相近，水平型分工在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广阔发展空间，与此相适应，水平型分工推动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仍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占相当大比例。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垂直型分工也依然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出口以资源性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发达国的工业制成品为主。这种现象以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最为典型。由于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它们仍没有改变在国际分工的被动地位。

　　其次，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出现，使国际分工出现多元化、多层次的局面，也使它们在国际分工的地位有所改变。由于积极参与国际产业转移，在推动本国贸易发展和加大世界贸易总额的同时，也使它们在国际贸易排位大大提前。

　　在环太平洋经济圈内，“四小龙”、东盟、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崛起，使它们很快跻身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浪潮中，并且发挥重要作用。如香港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从日本转移的塑料制品业、纺织印染业、电子零件等产业后，迅速提升了产业结构和工艺技术水平。到80年代，趁中国改革开放大好形势，首先把这些产业转移到珠江三角洲一带，随后又转移到长江三角洲一带，香港企业家们灵敏的商业嗅觉，使他们在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提升了香港产业结构。这种国际分工多元化、多层次的结果，推动了国际贸易在圈内的发展，并使互相间经济和贸易联系更加密切。

　　三、海外华商企业与中国民营企业如何在“走出去”战略中获得双赢。

　　环太平洋经济圈内国家众多，既有发达工业国家，又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速度不一，产业结构不平衡。为分析方便，我使用抽象法，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GDP将它们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美日为代表的工业发达国。2005年人均GDP约42076-36486美元。它们在世界经济中占举足轻重地位。

　　第二层次：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2005年人均GDP从13926美元到25176美元。(台湾13926美元，南韩14649美元，香港24581美元，新加坡25176美元)经过近20年的发展，它们已成为国际经济中不可忽视的力量。

　　第三层次：东盟国家。2005年人均GDP从1093美元到4701美元。(印度尼西亚1093美元，泰国2807美元，菲律宾1084美元，马来西亚4701美元)。70年代后由于大力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它们的经济获得较快发展。

　　中国属于第三层次，但其地位比较特殊，虽然2005年人均GDP仅为1700美元，但从经济综合能力看，GDP总量跻身世界第四，对外贸易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超8000亿，经济增长速度长期在8-9%。这些数据都雄辩地证明，做为迅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国际分工中有特殊的作用。1

　　值得指出的是， 无论在第一层次的美日工业发达国，还是在第二、第三层次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或者是在东盟国家， 都有大量的海外华侨，他们在当地的经济发展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有些甚至成为所在国的“明星企业”。这些海外华商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排头兵”或者“先行者”， 他们在海外创业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 都为中国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宝贵的、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因此，中国民营企业要成功实施“走出去”战略， 就要认真向海外华商企业学习，熟悉了解不同国家和不同海外市场的商业习惯、法律法规、财务税收制度等等，这样才有可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时获得成功。

　　第一、“格力模式”给我们的启示。

　　广东格力集团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格力空调是中国著名的家电企业，它与海外华商共同实施“走出去”战略获得了双赢，并且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众所周知，中国家电产业是有竞争力的产业。它是20世纪70-80年代从日本转移而来。经过十多年的消化吸收，许多家电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而且还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空调就是其中一种。据统计，中国空调市场容量仅4000万台，全球市场一年总容量不过6000万台，而中国空调企业总产能就达到6000万台，这个产能足以席卷全球市场，因此空调业在国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时刻，广东格力集团选择了“走出去”， 深入海外目标市场直接产销的战略。在实施这个战略的过程中，格力集团非常重视海外市场上华商企业的力量。他们在进入巴西市场前， 对巴西市场做了充分的调查研究。通过巴西的不少华商企业的大力帮助， 广东格力集团获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这对他们后来顺利进入巴西市场，起了积极的、关键的作用。

　　例如1998年，格力空调开始进入巴西市场，到2000年销售额已达3000万美元，成为当地第二大品牌。此后它投入2000万美元，建成年生产能力20万台的分体空调装配厂。至2004年，年产量已逾30万台(套)，并实现赢利近2500万美元。目前在巴西的销售网点已遍及24个州，共有三百多家代理商和一千多家零售商，并成功进入巴西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城市大型超市，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这种直接在海外投资建厂和建立销售网点相结合的“格力”模式，说明因地制宜地进行海外直接投资，不论参与水平型分工还是垂直型分工，只要以商品价值链增值为依据，以企业自主创新为重点，就能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主动地位。

　　此外，成功进入国外市场还可以避免某些贸易摩擦，增加当地就业机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贡献。因此，对于目前国际贸易摩擦发生较为频繁，同时又有较强竞争力的行业，如纺织、服装等企业， 更应该寻找机会“走出去”。在更大的世界经济范围内，实现从“中国制造”到“全球制造”，这样才能在全球范围内享受资源的最佳配置。

　　第二、进行属地化经营, 是海外华商企业与中国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双赢的重要手段。

　　只有深入海外市场内部, 实行属地化经营, 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 才有可能在海外市场上站稳脚根。属地化经营主要体现在下面五个方面:

　　1、经营属地化。

　　是指要符合当地国的市场特点和要求，提高市场对自己的可接受程度，加大企业对当地市场的渗透力，力求以较少的人力、资金和时间进入该国市场。同时最大限度地享用当地政府对外国企业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以便获得最佳经济效益。

　　2、管理属地化。

　　是指按照当地政府的法律制度，制定一套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管理机制和规章制度，在守法、合法的基础上进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母公司放弃了对海外企业的管理，而是要求其更加熟悉所在国的法律制度和通用的企业管理规章制度，帮助并督促海外企业执行这些规章制度。

　　3、财务属地化。

　　是指海外企业按所在国当地的会计制度处理企业的财务问题，合理分摊费用，合理纳税避税，不搞“两本帐”，“账外账”。为企业的合法经营奠定财务基础。

　　4、人员属地化。

　　是指海外企业要聘用当地的高质量、有经验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因为当地人员熟悉所在国的市场情况、消费习惯、法律制度、社会背景、文化及历史情况，又没有语言障碍，利用他们实行跨国经营，有利于企业在所在国站住脚。这也是海外企业业务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5、待遇属地化。

　　是指海外企业人员工资收入与当地的标准接轨。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一方面，企业为外派人员付出了大量的投资，如在住房、医疗保险、交通工具、回国探亲等方面，这方面的投资大大高于我们聘请当地雇员。而另一方面，外派人员的实际工资收入(以货币形态表现)并不高，低于在当地同等级别的企业管理人员，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更好地体现企业的激励机制，在这方面应该实行属地化。总之，属地化待遇与属地化经营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属地化经营，它是属地化待遇的基础，有了属地化经营，创造了好的经济效益，就为属地化待遇奠定了基础。

　　作为结束语，我愿意指出：

　　从现在起至21世纪上半叶，将是海外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发展时期。只有互相结合，发挥各自优势，并且在竞争中联起手来， 才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努力发展自己。可以预见，21世纪的海外华商企业和中国民营企业必将拥有一批富有经营实力的跨国集团，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坚定地立足于跨国企业之林，以骄入的业绩扬威世界。

　　参考书目：

　　1.UNCTAD：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2002，Geneva.

　　2.Lee.Mcnight and Joseph P.Bailey,Internet Economics[M].London:The MTI Press,1997

　　3.樊哲勇《加强研发，走向高端》中国电子报 2005年9月6日

　　4.赵文丁《新型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也的比较优势》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8期

　　5.肖光恩《当代国家贸易发展的新趋势及我国对策》经济学家网站2004年10月19日

　　6.肖深《全球网络经济》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

　　7.何自力《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载(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8.金芳《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载《世界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9.马建堂《中国离世界制造中心有多远？》，载《经济管理文摘》，2003年第4期。

　　10李海舰《跨国公司进入及其对中国制造业的影响》，载《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