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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江城带来清新和活力 “海归”的武汉故事(图)

2006年06月26日 23:59




光谷是武汉“海归”最密集的地方。(资料图片)

  有人叫他们“香蕉人”——皮肤是黄的,但观念和思想已很“西化”了;有人叫他们“国际自由人”和“空中飞人”——外语讲得可能比中文更流利,炎热的夏天也西装革履,拎着笔记本坐商务舱,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据去年华创会上的数字显示,共有600余名“海归”在汉创办了高新技术企业400多家。

  在有着830万人口的内陆城市武汉,“海归”还是一个略显神秘的群体,他们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不一样的精神和面貌,带来了清新和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

  教武汉伢说“能和外国人说话的英语”

  魏冰,1996年赴加拿大留学,2003年回汉创办“美欧英语学校”。

  魏冰的理想是“教能和外国人说话的英语”,这缘于她曾经的“痛”,“我在国内读大二时英语就过了六级,到了加拿大却连电话都不敢接。不是我不够刻苦,而是我学英语的方法不对。”

  她的想法最初并不被人接受,来的人十个有九个问有没有考级培训班。见无法说服成年人,她决定从少儿班入手,她几乎是“哀求”家长:“让您的孩子先在这试学几天,您在旁边看着,如果孩子还像以前学得那样吃力,您再走不迟。”

  她将学习与生活结合,孩子一进教室就不能再说中国话了,必须用英语。老师反复用手势、动作告诉他们,想表达的意思用英语怎么说,课程也以游戏为主。魏冰创造了一套“麦当劳课程”,定期带孩子们到麦当劳餐厅吃饭,一进门就要他们指着汉堡图片说出它们的英文名称,讲这些食品的典故。吃完了,孩子们还得将桌椅收拾干净,自己把垃圾倒进垃圾箱里。“这样才能告诉孩子们一个活生生的英语世界,而不是一堆枯燥的单词。”

  哲学博士走街串巷卖纸碗

  苏笑海,80年代末赴德国攻读哲学博士,1992年回汉,开创了环保事业。

  哲学博士搞环保,纯属偶然。“1992年圣诞前夜,我开车途中看到一辆车子停在路边,一位头发花白的德国老太太从车上下来,打开后备箱拎出两大袋东西,很吃力地拎到垃圾桶边上,认真地将垃圾一一分开,投入不同的垃圾桶。”

  德国人的环保意识启发了苏笑海,但转型之路远没有想像中的美好。回汉后,人们听说他要做环保都很纳闷,难道环保就是扫大街?他从德国带回的一些纸碗和纸杯则被当作稀罕物,“没想到纸还能装水”。迎着怀疑的目光,苏笑海注册成立了自己的绿世界公司,一年后,武汉也有了“能装水的纸碗”。

  东西是做出来了,但由于价格较高一直卖不掉。苏笑海就带着员工走街串巷,先在排档吃完饭,再送老板几个环保碗,一点点向他们灌输环保意识。

  苦熬3年,机会终于来了。1996年9月,市政府颁布“禁白令”,绿世界公司几年来生产的2000万件纸餐具被抢购一空。

  如今,他的环保产业规模已达5亿多元,他也不再满足于做“纸上文章”,而是开始研发植物淀粉餐具,以红薯等经济作物为原料,一年能为国家节约木材50多万立方米。

  “早点把肿瘤揪出来”

  孙小蓉,1989年获同济医大硕士学位,先后赴墨尔本、纽约、温哥华深造,2001年在汉参与创办武汉兰丁肿瘤早期诊断检测中心。

  一家新成立的民营医疗机构打开市场是很难的。创业伊始,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她不得不找海外的朋友借了3000美元。

  转机来自与武汉市计生委的一次合作。兰丁中心为汉南区200多名育龄妇女体检,发现了4个早期宫颈癌患者。因为发现及时,患者后来全部成功治愈。肿瘤早期诊断检测由此开始被武汉人接受。

  通过几年的稳打稳扎,兰丁的合作机构遍布全国各地,已在广州、北京、南京、乌鲁木齐、厦门、东莞、无锡等地成立了15个分支机构。5年来,其共为2万多女性进行了宫颈细胞学检查,为320多名患者进行早期诊断治疗,解除她们的病痛。

  当公司第一次月入5万元的时候,孙小蓉开了个庆祝会。月入10万元,她乐得赶紧给加拿大朋友报喜。20万元、30万元、50万元……她说,当时这个过程真是一种享受,但现在收入越来越多,反而觉得很平常。

  细节管理:先把工具放整齐

  谢阳,华中理工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毕业,1985年赴法留学,1998年回汉,任法资企业萨克公司总经理。

  萨克公司1996年就已进汉,但因原先的法方管理层经营不善,给谢阳留下的是个“烂摊子”:全厂仅3台机器、2名工人,还有240万法郎的负债。

  上任后,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谢阳强调的是细节管理,“一个只需要1分钟的工序,很多工人需要5分钟完成,因为他要花4分钟在工位上找工具。工人个人工位上乱七八糟,生产效率就不可能提高。”

  他要求每个工人离开岗位前,必须清洁、打扫,工具摆放整齐,没有一点工料残渣。否则将在考核中被扣分。

  谢阳说,国内许多企业的管理是粗放型的,管理者只是上下班的考勤员,做出的产品,也只会是粗糙的,靠低人工成本进行低价竞争,缺乏国际竞争力。而事实上,国家付出的是昂贵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

  当法国模式遭遇“中国国情”

  张向明,广州中山大学管理学硕士,1986年赴法攻读博士学位,2002年来汉任中法合资的法雅园林公司总经理。

  法雅设计师水平一流,但在武汉却遭遇“水土不服”。他们认为自己的设计是最好的,但国内客户却经常要求修改。由于这种分歧,前两位法国总经理任期内,好几个项目就此搁置。

  张向明上任不久就碰到一件事:一处园林景观的设计,法国设计师一定要在草坪里做喷水的喷头,但客户为了降低成本不同意。张向明考察后作出决定:“国内的人力成本便宜,牵个水管浇水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要喷头。”

  2005年12月,张向明离开法雅自己创办了“莫奈景观”,目前,他正为承接光谷广场的景观设计紧张准备着。“在中国不缺读书的人,缺少的是把书本运用到实际的人。”

  (来源/武汉晨报,作者/刘尧、张珺、张剑、范良文)



编辑:唐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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