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土豆，还有一群叫卖者。突然来了几位研究胡萝卜的老师。其中一位说：现在的胡萝卜越来越不成体统了，长得像土豆似的，一点胡萝卜素都没有；另一位反驳道：胡萝卜长得像土豆也没什么，这是它的自由，不能苛求。土豆说话了：报告老师，我就是土豆，我不是胡萝卜，我很惭愧自己不含胡萝卜素，但我有淀粉。

　　上面这个小寓言，可以当作我对《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一文引发争议的概括。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的观念也跟着变了。正视这种时代的变化，是选择有效批评方法的基本前提。换句话说，对这种变化本身的评价是一回事，评价方法是另一回事。终极价值(假如有的话)或许不会发生变化，但评价方法(对话方式)一定会发生变化，否则就会变成僵化的道德评判。

　　无论是“80后文学”、“青春小说”，还是“玄幻”、“奇幻”、“武打”等等，都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而是文学商品生产领域里的事情。今天在年轻人中流行的那些读物，首先应该当作商品市场中的生产-消费-流通问题之一。相应的文字消费者，并不试图通过这种阅读去获得所谓“人文精神”层面上的“意义”，而是要在一瞬间获得某种快感层面的“意义”。因此，我们无法用传统的文学思维往上硬套。如果你觉得这样一些新的概念扰乱了传统文学的边界，那么你也只能在小圈子里(比如课堂、沙龙)进行解释，告诉那些对传统纯文学还有兴趣的人说，那不是我们所说的“文学”。但你没有权利到大街上喊叫：“你们不要写奇幻小说”，“你们不要读武打小说”。这就好比我们不能跑到钱柜KTV包房去要求K歌者不要鬼哭狼嚎，而要唱意大利美声一样。

　　当代文学领域出现的一个最大变化是，一些“创作”变成了“生产”，一些“作品”变成了“商品”，一部分作家变成了商品生产者。传统文艺创作就好比一位手工艺者的劳动一样，他创造使用价值(审美价值)；当代文艺商品生产就好比一部大工业机器的复制一样，他产生交换价值(符号价值)。其实这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常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这种新的文艺生产方式进行批评时的价值指向。批评的矛头不能指向商品生产中的劳动者，而是应该指向商品生产背后的资本运作秘密、剩余生产和剩余价值的秘密。正是资本运作(包括资本投入、宣传广告、媒介炒作等)将产品变成了商品，将创作变成了复制，将物品劳动者变成了商品生产者。

　　马克思在研究商品和资本的时候，从来也没有将批评矛头指向生产者(劳动者)，而是指向商品自身的秘密，也就是资本运作和剩余价值的秘密。同样，弗洛伊德研究“梦”的结构的时候，并不是在批评做梦的人，而是在分析“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压抑机制。我们没有理由说，你不能做那样一个荒唐的梦，因为他在睡梦中。但我们有理由说，他之所以做梦，是因为社会禁忌将他的愿望压抑到了潜意识之中，从而通过梦的形式宣泄出来了。

　　当代流行小说读物的生产和流通，正是在一种资本运作、消费诱惑、欲望宣泄的大背景下出现的。这些畅销读物的结构内部，隐含的不是它的人物、情节、细节的荒诞，而是商品诱惑机制的荒诞。因此，将它们当作封闭的美学整体来分析，并试图从中发现思想深度、人文精神等价值问题，就好比将土豆当作胡萝卜来分析一样无效。

　　有一些畅销读物的生产者有一个不好的习惯，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产品是商品，还想往文学上蹭。这是自找麻烦，因为文学老师正在等待这一刻。当你宣告自己的作品就是商品的时候，你就好比把一只烫手的土豆踢到文学老师的怀里去了。(来源：新京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