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到了抗战时期,在艰苦的大后方,这种象牙塔里衣食无虞的生活就彻底结束了。当时,梅贻琦校长夫人与袁复礼、潘光旦教授夫人等共同制糯米糕“定胜糕”以换取微薄利润养家糊口的故事,至今为人所乐道。
中国妇女柔软到极点又坚强到极点的特殊精神,在这些于抗战时期与国家民族共同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知识型家庭妇女身上,也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如地质学家冯景兰先生之女冯钟芸教授记述:“抗战时期在昆明的生活是艰苦的。物价飞涨,薪金有限,能维持八口之家安然度过,确实不易,这时期我们的衣服、鞋子,往往是母亲亲手缝制,无形中教育了我们要勤劳、节俭。父母把孩子送到返校的路口,然后徒步返城。那是一个天气稍热的初夏,木香花已经盛开。父母亲神采奕奕,他们对大自然是热爱的、默契的。”
经过八年抗战后,清华园已满目疮痍,物是人非。抗战前那些在萤火边玩打日本鬼子游戏的孩子也都长大了,许多人结婚、工作,分赴祖国各地,有些甚至已身在异国。被破坏的家园可以重建,可那些流逝的岁月、心境已经永远回不去了。新一代的孩子,又成长起来了。
好在还有影像记录。不少颇富人情味的家庭旧照都摄于抗战前的住宅,轻松、雅致、温馨,像夹竹桃般与乱世隔绝。背景多为花木扶疏的旧式庭院,或是陈设着西洋乐器的现代家居。这两者在老清华是并不矛盾的,甚至有机地融为了一体。许多照片都生动体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家庭的特点。
唐绍明先生回忆了那些旧日的宅第:“抗战以前,清华园主要有四片住宅区。一是北院,一是西院,一是旧南院(以前叫南院),一是新南院。”不少人家都住过不止一个地区,但南院似乎是战前几乎所有教授都曾住过的地方,可见它的重要。如梅贻琦先生住南院,从美国回来后搬至甲所;冯友兰先生也是先住南院,后搬至乙所;俞平伯先生在新、旧南院都住过;朱自清先生战前曾住南院单身宿舍,后至西院,战后住北院;陈寅恪先生1932年左右从南院搬到新西院,1952年住在南院几十年的唐贯方先生一家迁往陈先生西院旧居;闻一多先生住过西院和当时还非常漂亮的新南院(新林院)……抗战复员后,学校为几处较新的幽静宅区起了有些仙风道骨的名字:胜因院、普吉院,其实是为了纪念云南八年的生活。陈岱孙先生战前住北院,战后迁至新南院;潘光旦先生战后迁至新南院11号;老清华著名的外籍教授温德先住北院,战后至新修的胜因院;李广田先生在胜因院和新林院都住过……
可以说,这些大大小小的住宅区,共同见证着中国20世纪的教育史、科学史和文化史。
而今,这些老人们记忆中的乐园,似乎是精细中透着轻疏,淡得看不清人物的眉眼的浮世绘,那颜色已渐渐褪了,融入砖缝的微隙中,随微风摇摆,似乎也要随着这有些神秘之气的破旧安宁的小院消失于历史长河之中了。(来源/国际在线,作者/侯宇燕,摘自《清华往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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