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称，这些活跃在上海文坛的年轻的自由撰稿人，是清一色的个人写作，没有单位，没有稳定收入。

　　以那多为例，他是辞掉了收入不错的海关的工作而潜心写作的，先后已经出版了15本书。但是他承认，他现在放弃了纯文学的精英立场，选择了通俗化的写作风格，游离在文学和市场之间，更多的是迁就市场。为此，那多已无心追求在文学史上有所建树，只要读者觉得好看就行了。

　　以《那天我们一起失恋》在网络扬名的何员外，本来很满意于在网络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又绕过了审稿制度，但是当真正要走上专业化道路时，他担心自己还能坚持写多久。

　　小饭自从发表长篇小说《我的秃头老师》以来，一直坚持纯文学的创作路子，但书的印数和销量都不理想，稿酬收入有限，结婚生子后生活担子重了，仅依靠稿酬自然压力很大，需要找些兼职来维持了。

　　至于何影泓、凌寒这些70 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好在爱人收入颇丰，又支持她们写作，不在乎写作能赚多少钱，但问题在于平淡无忧的生活渐渐消磨着她们的创作激情，太太的身份也使她们失却了关注社会重大题材的可能。那么，坚持创作和当好太太两者之间，该怎样选择呢？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的确如是，一个专业作家，要想依靠稿费和版税收入维持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大概只有巴金等少数人有这个本事。不过，据笔者所知，建国初期，稿费的收入还是可观的。如老舍、艾青、张恨水、吴祖光等，都是在50年代初用稿酬在北京买下了自己的四合院的。赵树理是老区进京的作家，他也用稿费一万多元买了一处大四合院。他们不但有稿费收入，也有文联作协的组织给予的固定工资.

　　笔者以为，如果说在文联组织以内有保障的人是体制内的作家的话，那么如上海那些自由撰稿人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浪儿。两者比较，显然有失公平和公正。

　　现如今，也已经有专业作家主动退出了作协。看来，作家协会所养起的作家，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早已不符合现今时代的要求了。那么为什么不进行改革呢？

　　笔者斗胆建议，文联各协会所供养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戏剧家等等，一律取消。如果自己的专业作品不能养活自己，可以到学校、企业及各种单位任职。各协会的工作人员，主要的职责，是组织安排专业人员体验生活、聚会联络、传递信息等，而全国文联可以建立一项专项基金，支持一些发生困难并需要帮助的人。

　　总之，本人在这里所说的“他(她)们”，需要党和政府的关怀。

　　(来源：四川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