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上世纪80年代，我刚从农村来到城市，非常不适应，坐公共汽车时会胆战心惊、骑车时我在乡下可以驮负一百公斤粮食奔驰如飞，但到了城市里，我一个人骑着还摇摇晃晃。在这样的状况下，描写乡村生活这是一定的。”

　　——莫言

　　莫言的文字犀利尖刻，喷散着一抹浓烈的血腥气味，辛辣而奇诡，你永远不能预知下一场残酷在何时登台，是令人不寒而栗的人皮剥离，抑或者惊天动地的檀香刑。

　　近日，莫言出席了上海大学首届文学周的系列活动，在初见的瞬间，会讶异那些张扬着激烈与色彩斑斓的文字背后，竟然是一位面相宽厚的长者。然而当他在台上，不动声色地机智迸发时，你便不得不为其所折服。

　　讲座之前，晨报记者来到莫言下榻的宾馆，做了独家专访。

　　文学阅读的力量

　　与莫言的话题开始于阅读，往往很多人会在他作品中的那片奇幻色彩里想起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对此，莫言并不否认，“大家都这么说吧，我也承认确实是受马尔克斯的影响。他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学创作的方法，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世界、认识生活的方法。过去我们一直受完整的、古典的现实主义的教育。认为那样才是真正的生活，但看到《百年孤独》之后忽然发现原来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现世界，它拓展了视野，亦解放了思想。”

　　莫言能够不假思索地报出很多外国作家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集中、大量地阅读了一些外国作家的作品。很多作家对我的阅读启发都很大，比如海明威、福克纳，包括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我觉得都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应该说都可以归到现实主义作家的范畴之中，但事实上，我觉得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作品，即便是法国新小说的现代派。它们告诉你一种小说新的写法。我们头脑中原本都有一些关于小说的模式，而这种模式如果长期不去触动的话，它就会变成一种禁锢。所以我想，一代代的作家都在做这样的努力———不断拓展小说的表现形式，不断地使小说的内涵丰富起来，从而在小说的百花园里才可能出现新的小说花朵。”

　　在《生死疲劳》之后，莫言称要给自己放一段时间的假期，用以阅读，以及补充素材。活动上，评论家王鸿生和作家王安忆都一再夸赞莫言在阅读上的涉猎广泛，然而他自己却显得低调，自称读的书不及在座的中文系学子，并且不求甚解。然而，听他聊起自己近来的阅读计划，那一番自嘲便只是一种玩笑罢了。“最近在读拉什迪的《五月的孩子》，我前段时间去了趟法国，看到作家哈金，跟他聊了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文学，现在跨国写作非常普遍，像在世界上特别活跃的一些作家，如拉什迪、印度的拉希利、德克拉姆塞斯，尼日利亚的作家本·奥克利等。这一批作家群体，一般出自于印度、巴基斯坦，澳洲等地，但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所以现在定居在西方各国，直接用英语写作，而写的却是他们的故国，这成为一种世界的现象，作品在世界上亦相当受欢迎。”

　　西方文学的阅读确实对于中国作家有着无限的启示，在之后的讲座上，莫言再次以小说结构的演变作了例证，“关于小说结构这一主题在上世纪80年代时曾倍受关注，然而当时间走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却渐渐被忽视、冷淡。当时，我们接受了一系列的西方文学的熏陶，由而在小说的创作之上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秘鲁的作家巴尔加斯，号称‘结构现实主义’，他的长篇小说让我们认识到小说结构与小说的重要关系，譬如他的《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世纪末日之战》和《绿房子》等等，每一部长篇作品的结构都不一样，《潘上尉与劳军女郎》这部长篇则更为巧妙，形式和内容已经完全水乳交融，没有这样的形式就没有这样的内容。他是在这上面化了大力气，费尽了心思，可谓殚精竭虑。”

　　而莫言在这二十年的创作历程中，亦一直致力于小说形式的革新，无论是《檀香刑》中著名的“凤头、猪肚、豹尾”的结构，抑或者《生死疲劳》中的漫漫六道轮回都令人叹服。莫言称巴尔加斯的《潘上尉与劳军女郎》是一部形式与内容不能剥离的佳作，而事实上，他自己的作品亦是如此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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