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孩面对狭小的街道和荒僻的田野，时常孤独地发呆。“我小时候胆子很小，”作家余华坦承自己曾是一个胆小的人，这种胆小使他对黑夜产生了特殊的恐惧，“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来自童年的这种细腻的恐惧，在他4岁那年全家搬到医院里居住后更甚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从医科学校毕业后，青年余华继承了父亲的衣钵，走到小街上一个牙科诊所里，穿上了白大褂，开始给各种各样的人拔牙。

　　他做了5年牙医，拔下了若干颗别人的牙齿，后来突然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在读了许多世界名著之后，这个不甚称职的前牙科医生萌生了一个吓了他一跳的伟大理想(或者说野心)：那就是靠写作、发表作品混到文化馆去工作。

　　写什么呢？从小在医院里长大的余华已经对人的痛苦产生了敏锐的感受力。他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表现出一个从小就听着病人哭声，心怀恐惧，却依然要在太平间前安静走过的人的心灵——于是有人读完他的作品后忍不住尖叫起来：这家伙的血管里流的是冰渣子！

　　显然，写出一篇出色的小说并不比准确拔掉一颗坏牙轻松。在面临无数次的退稿与拒绝之后，余华披上了中国文坛先锋作家的袍子。他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加入了文联组织，接着便跑到北京的鲁迅文学院深造。上世纪90年代，随着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的出版，小说家余华在国内拥有了数量惊人的严肃读者，同时受到了来自世界各国的荣誉包围：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1998年)、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2002年)、美国巴恩斯-诺贝尔新发现图书奖(2004年)、法国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2004年)……

　　一个当初指望靠写作来换一份工作的南方青年，没能料到，人到中年成了一名世界性的中文作家。这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如何超越自我？

　　为此，他饱经沧桑，受尽折磨，写了若干年电视剧本，写了若干年随笔，写了若干年乐评，跑了若干个国家，终于有一天突然开窍，在大把吞服安眠药的同时，写起长篇小说《兄弟》。这已是10年以后的事情了。

　　对一个普通中文作家来说，10年时间足以毁掉读者的耐心与信心。但余华是个例外，他让他的读者等了10年，依然能创造出《兄弟》出版后“洛阳纸贵”的商业奇迹和文化奇迹——尽管随之而来的是毁誉交织。

　　他已经不在乎了。这个人已不再是读者手中的“风筝”了。余华说，“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

　　20多年的写作，已经将他变成了一个江湖老手。余华已不再胆小和恐惧，恰恰是这种独特的童年经历成就了他的小说品质，似乎余华注定一辈子无论怎么写都离不开那个有着狭小街道和荒僻田野的潮乎乎的南方小镇。在文学与想象中，他找到了自己永久的故乡，他活得越来越宽广。

　　越写作越朴素，越写作越宽广

　　记者：《兄弟》的出版让读者几乎等了10年，十年磨一剑。小说《兄弟》表达的冲动来自哪里？

　　余华：10年前，我就有了《兄弟》的基本构思，那是一个中篇的构思，后来写出来的东西与原来的构思完全不一样。2004年3月的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个画面，有一个人站在高楼上想自杀，很多群众站在高楼下面表情很冷漠，喊着：“你快跳，我还要上班呢，你还不跳？”那些小商小贩都依然在楼下做生意，差不多整整一天后，他终于从楼上跳了下来，死了。这个画面给我的冲击力并不是来自那个自杀者，而是来自观看群众的那种冷漠。《兄弟》的创作冲动，我觉得是现实给予我的。《兄弟》表达了这个时代比较突出的一些特征，我在写作时把它们集中与强化。在现实中，生活是一盘散沙，小说的叙述就是要把一盘散沙给集中起来。作为一个小说、一个故事，它永远要比生活发生的事情更突出、集中，假如说是感人、荒诞的话，肯定比现实中的事情更感人，更荒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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