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永玉
黄裳生于1919年,这是开不得玩笑的时代,意识和过日子的方式全世界都在认真的估价,“生和死,这真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这样说;“剥削和被剥削”,十月革命这样说。黄裳比中国共产党年长两岁,他是奉陪着中国共产党一直活到今天的。
黄裳是山东益都人,一般的讲我对山东人印象都比较好,大概自小起始于《水浒传》吧!认识黄裳倒并非因为他是山东人。第一次怎么见面的已经记不起了,时间在1946年底1947年初,《文汇报》编辑部里还是别的什么所在,若是在编辑部,那是至今还历历在目的。八张或十张写字台,黄裳的桌子在进门的左手边,有陈钦源、叶冈的座位,他们是在一排。杨重野、杨卓之诸位好像在另一个房间。
我到那里只是去取稿费,来往较多的当然是黄裳和钦源两位老兄了。钦源是广东人,我们多有一些话说,他还邀请我上他父母家吃过饭,他父亲是做雪茄烟生意的,在一条热闹但很窄小的街的二楼,楼上有讲究的货架,放满一盒盒的雪茄。
跟朋友开玩笑吹牛皮,我常常讲见到许多前辈和朋友的父母,比如说钦源兄的父母,黄裳兄的母亲,苗子兄的母亲和郁风老大姐的妈。再远点见过沈从文表叔的爹妈(我叫姑公姑婆),见到过林庚先生的父亲林宰平老先生。近处讲,见过汪曾祺的父亲,金丝边眼睛笑眯眯的中年人。说这些干什么呢?介绍介绍那个时代我的人际氛围也。
那时我在上海闵行县立中学教书,汪曾祺在上海城里头致远中学教书,每到星期六我便搭公共汽车进城到致远中学找曾祺,再一起到中兴轮船公司找黄裳。看样子他是个高级职员,很有点派头,一见柜台外站着的我们两人,关了抽屉,招呼也不用打的昂然而出,和我们就走了。曾祺几次背后和我讲,上海滩要混到这份功力,绝不是你我三年两年练得出来。我看也是。
星期六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星期天的一整天,那一年多时间,黄裳的日子就是这样让我们两个糟蹋掉了。还有那活生生的钱!
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裳那时候的经济收入:文汇编副刊、中兴轮船高级干部、写文章、给一个考大学的青年补习数学、翻译威尔斯的《莫洛博士岛》(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是不是那时候?不清楚了)、出几本散文集,还有什么收入?伺候年老的妈妈,住房及水电杂费,收集古籍图书,好的纸、笔、墨、砚和印泥……还有类乎我和曾祺的经常的食客们……他都负担得那么从容和潇洒。
前些日子我到上海,问容仪:“你听过爸爸开怀大笑过吗?”一个儒雅文静的书生的朗笑。容仪说:“是吗?他有过大笑吗?”有的,一种山东响马似的大笑。在我回忆中,黄裳的朗声大笑,是我友谊的珍藏。很可能,两位女儿哇哇坠地之后,那年月,黄裳没有空了。从历史角度看,哭的时间往往比笑的时间充裕。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