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中国“俄罗斯国家年”活动在两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办得有声有色：“俄罗斯国家年”开幕式上，莫斯科大剧院在人民大会堂的精彩演出，特列恰科夫美术博物馆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俄罗斯艺术300年”画展，莫斯科小剧院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小市民》、彼得·伏缅科剧社的《狼与羊》等在北京戏剧舞台上的先后亮相，还有小白桦的歌舞，俄罗斯电影周，海淀公园的俄罗斯音乐会……引得国人一次次将目光聚焦于俄罗斯和俄罗斯文化，几代中国人内心的“俄罗斯—苏联情结”又获得了一个个释放的契机。然而，在我们兴味依旧地看着俄罗斯的戏剧演出和画展、听着俄罗斯的芭蕾音乐和民歌的时候，我们却不无惊讶地感觉到，曾经离我们很近的俄罗斯文学似乎渐行渐远了。
在中国经历三次传播
在接受过中等教育的国人当中，恐怕很少有人没阅读过俄罗斯文学作品，很少有人不知道普希金、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名字，由此可见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俄罗斯文学自19世纪末被介绍到中国，在至今百余年的传播历史中曾有过三次辉煌。
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呼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和文化需求，被鲁迅誉为“偷运”给起义奴隶的“军火”，同时，它也为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创建提供了最直接、最亲切的借鉴。瞿秋白、李大钊、蒋光慈等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活动家，鲁迅、郭沫若、巴金、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都曾是俄苏文学的热心译介者和积极推广者。这个史实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俄罗斯文学在中国五四时期的社会和文学中曾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苏“蜜月期”，当时的苏联文学被视为“我们的导师和朋友”，成了国人最主要的文学阅读客体，在整整一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身上后来所谓的“苏联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50年代俄苏文学的熏陶。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忍受了十余年文学饥渴的中国读者几乎在不加选择地饕餮着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作品。短短十余年间，全国近百家出版社先后出版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多达近万种！仅仅是专门译介俄苏文学的杂志就相继创办过4种。经过这三次俄苏文学译介高潮，成千上万种俄语文学作品被译成中文，总印数估计达数亿册，俄苏文学已经完整地呈现在了汉语读者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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