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后，有个叫高光的作家把笔伸向了司马迁，然后向世人交出了一部与《史记》的文字量几乎相等的长篇历史小说《司马迁》。高光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告诉人们司马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写作《史记》这部皇皇巨著之中和之后，其内心世界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落寞、煎熬和震颤。

　　在一个阳光跳跃的上午，高光笑着自嘲说，我总觉得自己的形象有碍观瞻，很少出门，结果几年了，小区里的一些人还以为我是个卖肉的屠夫。

　　高光当然不是屠夫，但他的手中确实有一把刀，但他决不是用这把刀来割肉的，而是反身将它深深地扎入历史的脊骨。高光的刀在历史的经络和人物的心脉中缓缓游走，淤积在历史胸腔中的那一股股污黑的血便随着他游走的刀刃潺潺湲湲地漫漶出来。

　　几千年来，中国文人有着浓浓烈烈的入世情结，他们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那种睥睨天下舍我其谁的气势。然而，当生杀予夺的大权系于皇帝的一时喜怒之时，自认为有一身傲骨的文人便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合时宜和识时务了。而且，每到这时，他们都好像换了一个人。每到这时，他们都开始患得患失，开始感到不平与愤懑，开始感到失落与惶恐。如此，他们的一生便注定要被烙上悲剧的色彩。司马迁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

　　作者不停地追问：生活中的弱者，文化上的强者，司马迁究竟活在哪一个层面上？他认为，写《司马迁》如果不能纯净，不能气冲丹田，不能全力以赴，那么就不能免去芜杂、琐碎、阴暗和艰涩。文学性的“性”是人，要在司马迁身上寻觅人性，让男人的雄心在他身上表露无遗，矛盾的是他不再拥有男人的根性，这是他悲哀的源头。但悲哀不可以成为一种代价，如果那样作品就浅近了，凄凉了，重蹈覆辙了。是文化上的双向落差给了司马迁致命的伤害，迫使他深陷在悲苦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伤害成了他生命中的“绝症”，是他向这个世界一再发出不屈呐喊的根本原因。

　　高光用悲悯的目光，审视着他的司马迁，几近轻柔与心疼。当司马迁像一只可怜的家禽牲畜那样被汉武帝刘彻阉割后，他作为“男人”本身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嘲讽，一种隐喻。在世人眼里，苟延残喘的司马迁只剩下了卑微琐碎，躯壳已经残损，男人的生命在顷刻间坍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残损的人写下了《史记》这样的不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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