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已经在北大生活了半个世纪的长者，中文系的袁行霈先生。

　　一个没有传奇性的人

　　在我们的眼里，先生总是带着亲切的微笑，他不会让你感到局促和紧张。他认为两个人之间——哪怕是晚辈和长辈，也应该平等地对话。他从来都是那样心平气和，那样波澜不惊。在先生面前你会以为这种气象的背后一定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我不是一个传奇性人物，没有什么离奇的故事。”先生淡淡地说。但是平实并非平庸，先生踏实质朴的经历如泉流山涧，没有惊涛骇浪，却于涓涓前行中别有一种潇洒的气韵和韧性的追求。

　　在他的老同学作家马嘶的印象中，先生首先是以勤奋好学、聪慧多思、成绩优秀和思维敏捷为同学注目的。那时，同学经常发现他在未名湖畔的绿树丛中捧书诵读，或掩卷沉思。先生还是一个颇有才华的人，他经常写诗，并以音质优美的朗诵受到大家欢迎。马嘶先生说：“袁行霈没有年轻人通常具有的心猿意马、轻佻浮躁、好高骛远那等凌厉之气，也从无生活懒散、读书不求甚解的郎当作风。他从不张扬夸耀、显示自己的长处，也从不干华而不实、哗众取宠之事。他于朴实无华的为人处世之中，时时洋溢着一股蓬勃向上、昂奋进取的朝气，表现出一个有志有为青年的高洁品质。”

　　1957年，他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1958年秋先是带着学生到北京城子煤矿半工半读，每周三天下矿井挖煤三天上课，持续了两个多月。接着又到密云钢铁公社劳动了大半年，烧过锅炉，做过炉前工、木工、铸工。1959年夏他又下放到斋堂公社白虎头大队劳动，直到1960年3月才回到北大。在这段时间里，他以青春的热情投入新的劳动生活，至今还想念着那些和他一起劳动的矿工和农民，想念着那漫山遍野的桃花和梯田上一层层绿油油的谷苗，他曾两次回斋堂看望老乡们。然而，让他痛苦的时刻还是来临了。在1962年以后那段狠抓阶级斗争的岁月里，先生被定为全校的“白专”典型。文革开始后，很自然地受到批判，下放鲤鱼洲“五七干校”劳动了一年多，在一次翻车事故中，从波阳湖大堤上摔下来，差一点丢了性命。在那种压抑的氛围中，先生感到动辄得咎，无所适从，“那是我一生中最不开心的时候”。

　　袁先生说：“我的好运是从40岁开始的”，那是1976年。最令他难忘的是1979年，那一年，他连续发表了《山海经初探》、《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考辨》、《魏晋玄学中的言意之辨与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等三篇重要的学术论文，他在中文系率先讲授了专题研究课“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他提升为讲师，搬进蔚秀园的两居室。从那以后，他的生活安定了，他的教学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境地。

　　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老师

　　“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那门课讲得还算成功。”先生陷入对往昔的回味中，脸上的那种愉悦只有一个在内心深处和学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人才有。他准确地记着一些学生的名字，那时的学生岁数普遍比现在的大，他们在文革期间耽误了很多年，一旦考进北大，便如饥似渴地学习。每当先生上课时，教室里总是水泄不通，走廊、窗户外面都站着听讲的人。此后几年间，先生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先后讲授过中国文学史基础课，以及陶渊明研究、唐诗研究、李贺研究、唐宋词研究等专题研究课。先生的课在80、90年代成为中文系学子和许多喜欢中文的学子心中的经典课程，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北大学者风度的象征，成为北大学子心中美丽的记忆。一位博士说：袁先生上课的时候，那种陶醉和潇洒，让你感到他还是个年轻人。

　　也正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先生的人格魅力与学者风范开始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1982—1983年，先生应邀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一年，他是首位受聘于东京大学的北大教授。时间刚刚过半，东大中文系主任就给北大发来公函，称赞先生“学识渊博，人格高尚”，并希望先生延长一年。1992—1993年间，先生赴新加坡国立大学讲学，又引起了巨大反响。先生回国时，许多学生自发到机场送行，有的学生家离机场太远，就在头一天晚上赶到距机场近的同学家里落脚。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在显著的位置对先生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和热情洋溢的赞美，文章的题目更散发着浓郁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京城来了人》。直到现在，每当遇见新加坡学界的朋友，他们还会津津有味地谈起先生当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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