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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电影人是我寻找自由的一个方法(4)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
人物周刊:在你的导演生涯中,哪个阶段让你有了质的提升或改变?
贾樟柯:还是《站台》。《站台》给我带来的国际声誉或资金方面的便利,是翻天覆地的。《站台》在威尼斯首映完之后,我回北京时很多制片人就跟着飞过来,包括法国的一些大公司,百代之类的。
人物周刊:1998年,你第一次带《小武》去柏林电影节就获奖了。第一次去国际电影节,忐忑吗?
贾樟柯:不忐忑,就是好玩。我跟我的摄影师一起过去的,因为他英文、法文都特别好。记得当时有个德国记者问我,“社会主义的年轻导演来到资本主义的德国,你有什么感想?”我说我没有意识到你们是资本主义啊。那时候愿意跟人家辩论。后来大会通知我们得奖了,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有钱吗?”特别小孩的那种心态。
人物周刊:上台领奖时怯场吗?
贾樟柯:没有没有,我觉得电影是一个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我们拍第一个短片,拍得再烂,我们从拍摄到推广都很完整,我们自己带着去大学里跟同学交流,演讲,跟电影节做的事情其实一样,只不过那时你面对的可能是北大的学生,现在你面对的是德国观众而已。
人物周刊:参加这么多次国际电影节,你觉得受益最多的是什么?
贾樟柯:还是阅人吧,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导演,同行之间的交流。那种提升是很重要的。参加电影节你会有这个概念,好像人造航天飞机,你不能关起门造,你要知道现在最先进的飞机是什么。我觉得电影节对于我来说,就是让我知道我的工作背景是什么。
我从《世界》以后开始做评审,2005年我在8个电影节做评委。我觉得做评委也挺有意思,自己喜欢的电影,你给它争取到奖项,你会觉得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当然过程很痛苦,10天看二十几个电影,一天看两三个。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
人物周刊:你是个悲观的人?
贾樟柯:反正不怎么乐观吧。不管我自己喜欢的工作已经做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总想把它扔掉,尝试别的工作。有时候觉得挺危险的。
人物周刊:想尝试什么工作呢?
贾樟柯:比如说写作。我特别想写东西,单纯写小说。有时候,也会想去做生意,比如开个肉食店之类的。(笑)高中毕业那会儿我就想考不上大学,就去开个肉食店,那是我的生活底线。我觉得挺好的,卖不了就自己吃。所以我真的不怕失去什么。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事业等着我,但是不知道是什么。
人物周刊:还会和电影有关吗?
贾樟柯:不一定是电影事业,可能是一些别的事情。我一直觉得做导演特别像长跑,终点在那儿,你一步一步往下跑,虽然很多人帮你忙,但脚下的路还是要你自己一步一步来。
人物周刊:你什么时候觉得有跑不下去的感觉?
贾樟柯:每次拍片都有这样的时刻,很多事情都来了,你根本应付不了。
人物周刊:你觉得孤独吗?
贾樟柯:不孤独,我们群体生活,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不孤独。
人物周刊:你的电影你父母看吗?
贾樟柯:都看过。我爸很有意思,他看完《站台》之后跟我说,如果在“文革”的时候你一定是个右派。
人物周刊:跟他们沟通过你的电影吗?
贾樟柯:没有,我很羞涩,不好意思跟他们谈我的电影。有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不喜欢我,觉得我特闷,不好玩儿。
人物周刊:你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
贾樟柯:我只能说工作,至于生活,我很少有时间去想这个问题了。有缺憾吧。太多时间照顾不了家庭,因为我一年到头要么拍电影,要么在宣传电影。我父母都在山西老家,一年不见,一回家,发现父母特别明显地老了。一年里他们只是和我通电话,见不了面,那种内疚感是很强的。我当时如果真的遵循我自己内心的感受把事业搁一搁,陪陪我父亲的话,我会多少心安点,因为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特别遗憾,非常遗憾……(沉默)我对这个职业的特点没有预见性。我根本没有预见到当导演生活会变得这样,整个生活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易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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