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抗战中还奉蒋介石之命，搞了一系列暗杀锄奸活动，使得军统声名大振。而且，早在“七·七”事变前，戴笠就已经对大汉奸们开了杀戒。

定点清除

　　原湖南督军张敬尧早在1932年就投靠了日本人。日寇占领热河后，关东军司令部寻找原北洋政府中较高地位的军阀或政客，出面成立傀儡政权，以达到华北分治或独立的局面。日本特务机关首脑土肥原了解到张敬尧政治上失意，且不甘寂寞；经过开价还价，双方一拍即合。关东军司令部委任张敬尧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供给700万元活动经费。张敬尧随即潜入北平，住进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秘密开展起了组织伪政权的活动。

　　此一罪恶行径被军统侦知，由戴笠上报蒋介石。蒋介石认为，此时日本一直在平津两地收罗失意的军阀政客如齐燮元、石友三、王揖唐、吴佩孚、曹琨、段祺瑞、白坚武、张敬尧之流，密谋华北自治，有的如吴、曹、段等人，拒不出山，大受蒋介石的赞赏。但蒋犹不放心，还把他称之为“老师”的段祺瑞请到庐山上去。张敬尧之流与日本特务勾勾搭搭，蠢蠢欲动，将来很可能酿成大患，应立即予以制裁。

　　戴笠奉命后，与郑介民(郑以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区长坐镇北平)共同研究方案，集中华北区、北平站、天津站所有力量，执行暗杀计划。

　　1935年5月7日，经调查行踪后，军统杀手王天木、白世雄潜至六国饭店二层开房间，欲行剌张敬尧。却偶然发现张敬尧也住二层(原情报认为张住三层)，两人当机立断，连发三枪，将张敬尧击毙。第二天，平津震动，报刊上成了重大新闻。

　　这是特务处成立后组织的第一起暗杀汉奸的有影响的大行动。它使日本帝国主义分裂华北的阴谋受阻，并促使日本很快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

　　“八一三”战争之后，中国军队又在武汉对日作战，这时蒋介石一方面指挥抗战，一方面又与日方秘密和谈，一方面又不断指示戴笠，对那些可能投敌的重要人物予以制裁。

　　戴笠撤退到武汉不久，就坚决执行了蒋介石的指示，下令各沦陷区潜伏组织要积极开展除奸活动。

　　1938年初，戴笠从汉口发电报给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命令他暗杀当时是日本扶持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头面人物王克敏、汪时暻。陈恭澍经过严密侦察和策划，于1938年3月28日下午1点多钟，派军统杀手兰子春、徐自富预伏于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对王克敏实行暗杀，当时王克敏与日本顾问山本荣治同车行驶，军统杀手实行狙击后，王克敏受伤未死，山本却遭毙命。兰子春、徐自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遇害。

　　天津沦陷后，军统华北区秘密组织成立抗日锄奸团，其成员为天津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主要从事侦查、锄奸活动。军统派员教授暗杀、爆破、搜集情报等业务，所有经费及所需特工器材、枪支弹药均由军统局华北区供给。

　　锄奸团在1938年至1940年期间多次在沦陷区内锄奸，给日伪以很大震动。如1938年12月27日，锄奸团将天津大盐商、商会会长、甘心出任伪职的王竹林击毙于法租界丰泽园门前。1939年4月9日，锄奸团行刺在英租界内大光明电影院正洋洋自得看电影的大汉奸程锡庚，使程当场毙命。程为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兼伪天津海关监督，甘心下水、为虎作伥，尤卖力推行日寇经济侵略政策。还有一件在沦陷区引起极大震动的中原公司爆炸案，也是锄奸团所为。中原公司位于日租界，天津沦陷后，中原公司生意反而大为兴隆，日伪组织各种游艺歌舞，宣扬“大东亚圣战”且粉饰升平。锄奸团为打击日伪气焰，于1940年8月27日夜，将公司大楼予以爆破。爆炸后引起大火，将全部商品连及货柜、门窗等燃为灰烬。一时人心大快，也使锄奸团威名大震。

　　锄奸团成员大多并非职业特工，但凭借爱国热情和血气之勇，对汉奸予以沉重打击。1939年后，领导锄奸团的军统华北区区长王天木调上海区任区长，因与毛人凤之弟、上海区书记毛万里磨擦争权，竟赌气公开投敌。9月，天津站行动组裴级三受王天木影响，竟也投靠日伪，并将华北区、平津、保定三站及唐县、沧县两行动组人事组织交出，致使军统潜伏组织遭致命性破坏。除区长陈恭澍只身脱逃外，区书记、锄奸团团长曾澈以下基本被捕，曾澈等被杀害、判刑。由此牵连锄奸团亦被破获，损失极大，成员亦多被杀害、坐牢。虽然军统力图恢复该团活动，先后任命侥幸脱逃的骨干成员孙大成、叶德明等继任团长，但因元气大伤，且一再遭日伪破获，终于1941年将团本部撤往重庆，其成员因不能在天津立足，亦陆续撤往重庆，有声有色的天津锄奸活动终告落下帏幕。

　　这段史实过去多不见刊载，那些奋勇锄奸、为国捐躯的志士们基本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要忘记，牺牲被捕的志士有的还只是风华正茂的中学生！

　　附带提及，汉奸周作人没有任何理由甘心下水，他出任日伪政权教育督办，鼓吹奴化教育，销磨沦陷区人民的斗志。爱国学生激于义愤，行刺除奸，可惜枪弹击中周逆之毛衣钮扣，致使侥幸苟命。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军统北平潜伏人员发展学生所为。当年北平日本占领军就怀疑是国民党军统特工所为，曾专门传唤周作人至宪兵队调查(《度尽劫波——周氏三兄弟》，群众出版社，1998年版)。或亦有组织，也号称“锄奸团”，但从今所能见到史料来看仍有蹊跷，大概传闻而已。一是除天津锄奸团外，军统北平站并无此暗杀锄奸组织，另军统暗杀对象皆为级别较高，影响较大之大汉奸，周逆虽有名，恐怕还够不上名列军统的暗杀名单。其三，假使是军统所为，其光复后军统并未将此次锄奸列为成绩，可见谋杀周作人应是个人行为。抗战胜利后，自称卢品飞者在美国出版《黑暗地下》，称他与另外两人密谋此次行刺。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亦属大义锄奸，无可非议。为周作人辩护的某些后人们，面对舍身锄奸的义士，当应羞愧吧！

　　戴笠除命令津京地区展开除奸活动外，还特别把锄奸重点放在上海。因为上海沦陷较早，汉奸活动十分猖狂，有恃无恐。因而，戴笠严令军统上海潜伏区区长周伟龙，对所有投靠日本侵略军恶迹昭彰的大汉奸坚决予以制裁。

　　周伟龙因而成立行动组，先后制裁了不少大汉奸。

　　1938年9月戴笠对原北洋政府第一位国务总理、广州护法军政府财政部长、政务总裁的国民党元老唐绍仪下达了密杀令。据上海潜伏区情报，唐绍仪与日方专使拙井秘密接触，欲图出山主政维持会。周伟龙根据戴笠的命令，组织两名军统杀手，于1938年9月30日上午在上海租界福开森路唐绍仪寓所，以送古玩为名，将唐绍仪用利斧砍死。

　　事出之后，于右任、张继等一批国民党元老，认为唐绍仪落水证据不足，集体向蒋介石告状，要求缉凶，但蒋介石只认为杀唐绍仪时间过早，并没有责备戴笠，表面还以自己名义，发唁电给唐绍仪遗属、送治丧费等，将这件血案遮掩过去。戴笠对于此案的处理略有些操之过急，实在应该等唐绍仪出山之后再制裁，别人就无话可说了。

　　但是，后来戴笠另外搞的几件暗杀案，其对象却是货真价实的大汉奸。

　　1938年除夕，军统潜伏组织的两名杀手利用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长陈篆合家过年之机，在沪西愚园新村25号陈篆寓所将其击毙。几乎同一时期，伪维新政府军政部长周凤岐也被军统行动组暗杀。

　　蒋介石认为，汪精卫的出走和组织伪政府，使他的求和计划被干扰，使他极为恼怒。另外，上海的一些军阀政客、帮会领袖之流，投靠汪伪政府，更为他所不容。同时，一些国民党情报人员投敌，也威协着军统、中统在上海地下组织的安全。因而，在汪伪政权酝酿、成立的两年中，蒋介石一再指示军统、中统组织惩办汉奸。

　　原上海总商会会长、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在北伐战争期间因支持孙传芳，当时就一直受到蒋介石的通缉。后来他长期避于青岛，依附于日本人，抗战前回到上海，投敌当上了伪上海市长。蒋介石闻知后，严令戴笠将傅暗杀。军统组织利用傅筱庵的厨师对他当汉奸的不满情绪，经过周密策划，令厨师将夜里睡熟的傅筱庵用菜刀砍死，这位厨师杀傅之后，在军统地工的掩护下，逃到重庆，由军统发给奖金，还每月津贴一百元。继任的伪市长梁鸿志，更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亦被军统杀手乔装小贩将其击毙。另一位汉奸何缵出任杭州市市长，也被军统地工击毙，以至于伪浙江省长梅思平挖空心思，选了一位军统变节分子又担任“76号”区长的傅胜兰担任市长，还美其名曰：“以特制特”。可见军统暗杀人员对汉奸的威慑力量。

　　1938年底，军统地工于松乔奉戴笠之命，暗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在福熙路附近，却误射张啸林。但未伤到张啸林的性命。张啸林是上海与杜月笙、黄金荣齐名的帮会头目。蒋介石在上海沦陷前，曾多次交代戴笠：“上海的阵地不能丢失！”并要戴笠务必动员杜、黄、张三人撤离上海到内地。但张啸林认为这正是独霸上海的大好机会，因而死活不肯离开上海。日本占领上海后，看上了张啸林的势力，因而多次拉他下水。张啸林根本不知民族大义为何物，欣然秉承日本人的意旨，成立“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本人的经济掠夺大出其力。在盛传他将出任伪浙江省主席之前，戴笠暗中布置上海区对张啸林拟订制裁方案，还与杜月笙接洽，鼓励杜月笙“大义灭亲”，参预刺张行动。之前，军统于松乔曾暗杀过张啸林，因其乘坐保险钢板汽车，子弹屡击不透。

　　后来，由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通过关系，介绍给张啸林一位保镖，某日保镖借口请假，在院内与人发生争吵。张啸林闻声从楼上推窗俯身询问，并大声斥责。保镖拔枪击中张啸林头部，后又飞奔上楼再补一枪，张啸林立毙。当时张啸林之死，人们只认为是主仆之间仇杀，其实这是军统参预的经过精心布置的暗杀行动。

　　在锄奸行动中，军统也牺牲了大批地工，如吴赓恕策划谋杀汪精卫，被告密逮捕，汪精卫亲自批示予以“枪决”。

斩首行动

　　1938年5月，军统局在武昌正式成立。迁到重庆后，开始扩大机构，成立了行动处和布置处等。布置处负责对沦陷区潜伏和策反工作。训练处除开办各种训练班，训练行动、暗杀等各种专门人才外，还领导军统外围组织“抗日锄奸团”。同时建立海外特工机构，先后成立了美国、伦敦、巴黎、菲律宾、新加坡、曼谷、腊戌、仰光、印度等海外站。站下有时还设分站，如越南境内就设有7个情报分站，并于1939年在广西南宁设情报总站，进行总领导。此外，在德、意、日、埃及及西北欧、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还设有特工组或直属通讯员，驻外使馆武官处也大都有以武官身份活动的军统情报人员。军统情报组织可谓遍布全球。其中，军统最著名的情报活动当属向美国提供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情报，曾使得罗斯福总统对军统和戴笠刮目相看，并导致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合作所成立目的是对日情报战，并非像小说《红岩》所描述对付中共)。

　　因而，蒋介石和戴笠的除奸活动也由此伸展到了国境以外。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经过策划，突然从重庆出走，经昆明、抵达越南河内。同年12月29日，汪精卫竟在香港《南华日报》刊载遗臭万年的“艳电”，以“恢复和平”为幌子，由此开始为虎作伥的卖国投敌活动。

　　汪精卫出逃及发表“艳电”，等于公开投敌。引起国民党内和全国震动。蒋介石采取措施，一再要求汪精卫归来。但汪送下水决心已定，居然置之不理。蒋介石在无奈和气愤之下，对汪精卫动了杀机。

　　首先，1939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召开临时会议，作出一致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和一切公职。并动员全国报纸对汪精卫进行无情揭露，下令“严缉惩办汉奸”。

　　此后，蒋介石密令戴笠制订计划，暗杀汪精卫。汪精卫先逃至越南，军统旋即成立暗杀组，追赴河内。因种种原因，未曾成功，只击毙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

　　军统局除对罪行累累的汉奸予以暗杀外，军统组织还暗杀了一些投敌的军统特务和汪伪特工。抗战期间，汪伪集团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日本主子的精心培植下，成立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工作总指挥部”，因其地址位当时上海沪西极司菲尔路76号(今万航渡路435号)，故称“76号”。这个汉奸特务机关异常残暴，于破坏抗战，残害抗日志士，无恶不作，气焰最为嚣张。“76号”自上而下，甚至一般特务均来自中统、军统变节人员，所以对中统、军统活动规律、行动特点等极为熟悉，因而对中统、军统潜伏地工危害甚烈，如中统苏沪区潜伏人员除区长徐兆麟和会计两人脱逃，竟全军覆没，皆被“76号”捕获。军统上海区所属10个部门、8个行动大队及5个情报站全部潜伏特工无一人幸免，均被一一逮捕！又如军统青岛站，本来军统布置欲狙击在青岛会谈的汪伪和华北“临时政府”首脑，但因站长傅胜兰是投靠“76号”的王天木的部下，王天木熟知地址，按图索骥，自傅以下十余人及电台等均被捕获。傅后叛变，一直做到汪伪杭州市长、“76号”武汉区长，当然，日本投降后，被军统逮捕受到了清算。而且“76号”本身特务即与潜伏人员或熟悉、或相识，威逼利诱，意志不坚者变节下水，反过来又供出线索，致使连环反应，牵连更众。也造成重新潜伏人员和组织相继被破获，军统特工牺牲甚多。

　　因而，军统除定点清除一些臭名远扬的大汉奸外，也开始将锄奸目标锁定危及自身安全的“76号”。1939年秋，军统在戴笠亲自布置下，将上海青帮“道”字辈老大季云卿等12人击毙。季云卿不仅在青帮是辈份较高的流氓，而且与“76号”关系极为密切，对“76号”的成立起了重要作用。因为不仅“76号”著名的行动特务头目如警卫总队长吴世宝、直属警卫大队长张鲁等是季云卿介绍加入，而且“76号”首脑人物如主任丁默屯阝、副主任李士群、唐惠民等也皆为季之徒弟。因而季的被杀，确使“76号”整体惶恐不安，起到了重要的威慑作用。值得一叙的是，杀手詹森(本姓尹)之父是汪伪汉奸高官。詹森击毙季云卿后被“76号”逮捕，并公开枪决(这是汪伪“76号”公开枪决的第一人，其父乃知死者为自己的儿子)。

　　当然，对军统危害最大的还是“76号”首脑李士群，李士群原为中共党员，后叛变加入中统，1937年11月日寇占领上海，又下水当了汉奸，为日寇搜集情报。汪伪政权成立，李又筹组特工机构。由于他的经历和位置，对军统、中统包括新四军、中共地下党均构成了极大威胁。1943年夏，军统因李士群防范甚严，遂决定利用日伪间的矛盾，施反间计，终于9月6日晚，被日本宪兵队特高科科长冈村以宴饮欢聚之名，以毒牛肉饼将李士群毒杀。

　　李士群之死，确使“76号”群龙无首，也成为促使汪伪“76号”走向分崩离析的原因之一。“76号”一些罪大恶极的骨干，也多被军统锄掉。戴笠曾一次下令集体谋杀汪伪特工骨干20余人，包括著名的杀手如一处处长万里浪等背叛军统投靠汪伪“76号”行恶多端的骨干。陆续被军统暗杀的还有“76号”第四处副处长钱人龙、第一处副处长谭文治(军统叛徒)、“76号”电台台长余玠(军统叛徒)等。

　　中统组织也在上海搞了一些暗杀活动，也暗杀了一些投敌的中统特务和汉奸，但不如军统的暗杀活动有影响。因为暗杀行动技术不是中统的长项，所以中统始终未搞出象军统那样有影响的大行动。唯一有影响的是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引诱丁默屯阝加以暗杀，因丁的汽车里加有钢板，致使子弹不能击穿。郑苹如被“76号”逮捕后枪决，年仅20余岁。另外，徐恩曾本人并不太热衷这项活动，他们组织的一些暗杀，往往带有个人目的，如谋杀王阆仙之案。王本是徐恩曾的亲戚，参加中统后负责特务经费，并代为管理徐恩曾在宁、沪两地房产。

　　上海沦陷后，徐恩曾出于私利，让王阆仙参加中统苏沪区，名为潜伏，实则替他管理房产。但王不久投敌，徐恩曾唯恐房产被日伪没收或被王私吞，所以为保护私利，才一再严令苏沪区将王干掉。所以，中统在沦陷区的除奸活动，从来没有象军统那样干的有声有色。

兵不血刃

　　汪伪政权覆灭之后，军统又开始“肃奸”行动，曾逃脱于军统杀手子弹的汉奸们，仍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因为军统在抗战中对汉奸予以坚决清除，所以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才把肃奸和接收伪产交与军统局执行。

　　1945年8月，日寇被迫无条件投降。全国舆论一致要求惩办汉奸。中共亦发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呼吁解散伪军、严惩汉奸。国民党先命令汉奸伪军维持东南沦陷区治安，接受改编。后于同年9月，命令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等主要沦陷大城市对汉奸开始予以逮捕。

　　戴笠经周密研究，决定基本采取诱捕方针，以求兵不血刃一网打尽。如上海，9月20日恰值中秋，戴笠以他名义向数百汪伪高级官吏和将领发出请柬，出席中秋赏月晚会。为防止有变，戴笠讲话佯为稳定人心，他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解决汉奸问题，政治重于法律。要相信蒋委员长，要相信政府”。戴笠的话实际是一种策略，但汉奸们不明就里，故皆报以热烈掌声。三天后，戴笠将出席晚会的汉奸们又请到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被预伏的军统特工和警宪人员一网打尽。第二天，又开始新一轮行动，再次搜捕汉奸一百多人，全部关押于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监狱。再如华北肃奸更为便捷。1945年12月5日下午，戴笠仍以他的名义邀请所有北平伪政权高级军政要员赴宴，汉奸们本以为要握手言欢，正待畅饮，戴笠却拿出蒋介石亲自审定的肃奸名单，一一点名，宣布对赴宴的汉奸们予以逮捕。除个别如曹汝霖等，被蒋介石予以剔除汉奸名单之外，释放回家，绝大多数都被关押，等待审判。

　　其它各主要城市肃奸也基本由军统布置执行。

　　自1945年9月至12月，军统局的肃奸行动告一段落，共逮捕汉奸疑犯4291人，移送军法或司法机关审判者共334人。

末日审判

　　1946年4月1日，高等法院正式成立于南京朝天宫，全国瞩目的汉奸大审判拉开了序幕。

　　对于汉奸们的量刑，国民政府制订了标准：伪省长以上处以死刑，部长一般处以无期徒刑，次长为7至15年徒刑，伪局长为3至5年徒刑，以下普通通敌者，处6个月至2年徒刑。

　　第一个被处决的汉奸是伪立法院副院长缪斌。1946年4月3日开庭审判后五天被处死。汪伪首脑汪精卫因1943年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炎发炎溃烂(一种说法认为是军统杀手下毒致死)，于11月10日死于日本名古屋。虽然无法对他进行审判，但仍将他埋于南京梅花山墓穴的尸首焚烧扬灰。汪伪“国府”主席陈公博潜住日本，仍被引渡回国，1946年夏经审判后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汪精卫之妻陈璧君被判处无期徒刑。不过，如按国民政府对汉奸的量刑标准，陈逆在汪伪政权中并无实际职务。但她是汪伪政权成立的主要策划人，加之在公开审判中，态度傲慢，拒不认罪，将她自己和汪精卫百般辩解，且不断破口大骂蒋介石，这可能加重了她的量刑。北平最引人注目的是对金璧辉(川岛芳子)的审判，如依政府量刑标准，她似乎不应处以极刑，但因为她太臭名昭著，尽管有日本人以她入日本国籍为由开脱，但最终仍被处以死刑。她的死也留下了种种谜团，至今仍有人认为被冒名顶替等等。最有戏剧性的则是对周佛海的审判，在日本行将战败前，周即开始与戴笠联系，要求反正，并提供了一定的情报。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任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对上海的接收。但因舆论汹汹，蒋迫于压力，将周逆收监，并判处死刑。周的妻子闻讯威胁披露蒋与周的信函，因为蒋对周有过承诺。后又将周逆改判无期，52岁时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也有汉奸经过申诉后改判的，如文化汉奸周作人被判14年有期徒刊，并剥夺公民权10年，周逆不服，申请复判，后终减少四年，判决书云：“查申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大罪行”，特别指出“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周逆确曾保护过北平军统地工，这位地工还曾出庭证明。看来，周逆的辩护起了作用。当时北平肃奸时，周作人并未被军统第一批集体拘捕。他是被军统单独至住宅拘捕的，在北平炮局胡同陆军监狱里关了半年，才押往南京审判。不过他只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不到三年，1949年被保释出狱，但中共也没有原谅他，周一直未获公民权，只是因他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信，政府考虑他的特长，准许他可以著译，但不得使用真实姓名。这如同陈璧君一样，中共取得政权后，依然将她收押服刑。可见在对汉奸的处理上，国共双方是绝无异议的。

　　除了汪伪高官，“76号”一些特工头目也因罪恶满盈而被处以极刑，如曾一次枪杀中国农民银行职员20多人的杨杰，在日本投降后先被中统逮捕，后移交南京军事法庭处以死刑。

　　1948年1月5日，对汉奸的审判全部终结。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宣布：各省共审判办结汉奸案25155件，14932名汉奸被判刑，其中死刑369人，无期徒刑797人，有期徒刑13570人。处以罚金14人。叛国作伥的汉奸们得到应有的下场。当然，也有舆论认为，肃奸并不彻底，还有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为“曲线救国”的所谓“反正”英雄。尤其汪伪部队，基本被改编为“国军”。更为遗憾是，当时曾酝酿引渡伪满州国皇帝溥仪回国受审，由国民政府派出之东京审判检察官向哲浚向苏方提出引渡溥仪要求，但被苏方以“审判尚未结束”为由予以蛮横拒绝。其实，依笔者所见，为了教育子孙，警戒后人，也应该学一学韩国，出版《汉奸名录》，让罪不可恕的汉奸们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