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暨南大学的学生仍不乏这种尴尬。介绍学校时，总要在前面加上“广州”二字才能讲清。今年3月前，在中文搜索引擎“百度”上搜索“暨南大学”，还曾被好心地提示，“你要找的是不是济南大学？”

　　为着复杂的校名，让曹聚仁会忍不住“真想打他几十板手心”的端方，就是百年前暨南大学的前身——暨南学堂的创办人。

　　1906年，两江总督端方上书光绪皇帝，请求允许“南洋各岛及檀香山、旧金山等处侨民”回南京读书，以“宏教泽而系侨情”。之后，在南京薛家巷成立专门学堂，并取《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迄于四海”之意，命名“暨南学堂”，意为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范和文化教育传播到南洋等海外各地。

　　2006年11月16日，暨南大学将自己的历史渊源追溯到百年前的暨南学堂，隆重纪念学校的百年发展。

　　1906：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

　　1908年，新加坡华侨学生林邦彦被当地侨会选派到暨南学堂读书时，学校的老师除了举人、贡生、秀才外，还有日本和德国的留学生。有位老举人上国文课时唾沫四溅，遭到印尼侨生的反对，差点罢课。

　　学堂为侨生定制了统一的校服，全用黑色，黑革履，黑呢帽，帽边镶金丝线。出门旅行的时候，俨然是陆军学生，威风凛凛。在回忆录中谈到郊游时，林邦彦更是对骑小毛驴的技巧津津乐道。

　　与他同批的还有后来成为新加坡大学校长的李光前。一次骑毛驴出去玩时，李光前跌掉了两颗门牙。

　　当时的南京市民称他们为“洋少爷”。在市民们看来，这帮学生面色黝黑，穿着奇装异服，说着不知哪国的“鸟语”，还擅长打架，虽然出手大方，实在让人敬而远之。

　　林邦彦是从新加坡回国求学的第一批华侨学生。为防止倭寇和来自海上的反清力量，清政府长期厉行海禁政策，严禁官民出洋，并把海外华侨视为“化外顽民”、“天朝莠民”。海外华侨在居住国遭受欺凌和屠杀，清政府反而认定是“孽由自作”，“朝廷概不与闻”。

　　一直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才不得不调整侨务政策，于1893年正式宣布废除海禁，将海外侨民与内地人同等看待。

　　1901年实行“新政”后，清政府更鼓励国内师生到南洋各华侨学校执教。随着海外侨校的增多，清政府及沿海督抚还不断派人到南洋各地“劝学”、“视学”，调查南洋华侨教育的情况。

　　1905年，端方受清政府委派，作为五大臣之一出洋考察宪政。端方从欧洲回国，途经南洋，受到当地华侨商人和华侨学校师生列队欢迎，“大为感动”。在林邦彦看来，这是促使端方奏请成立暨南学堂、免费招收华侨学生回国就学的原因之一。

　　1906年11月，被派到南洋考察华侨教育的钱恂，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的兄长，从爪哇拍电报给端方，说大约有30名华侨学生想回国在南京念书。已经是两江总督的端方立即表示赞同，之后上奏朝廷。

　　1907年2月底，第一批华侨学生21人抵达南京。3月23日，暨南学堂正式开学，成为国内第一所为培植海外华侨子弟而设的学校。为表示重视，端方还亲自与21名侨生及全体教职工合影。1909年时，学堂有学生167人，来自爪哇的有70多人。1911年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入川前，端方还给每个学生送了一幅自己的肖像。

　　1910年进入暨南学堂的陈维龙，是来自吉隆坡的侨生，在回国前，念过几年私塾和半年新学堂，经学很熟悉，英文、算术却很差。回国后又发现自己缺乏中国历史知识，为此，陈维龙特意向国文老师请教，老师回答说，“那很简单，你把《纲鉴易知录》看一看，就能应付裕如。”当时南京书店无存货，陈维龙赶紧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了一套，“收到时把我吓昏了，原来它一套书一共有一百几十册”。

　　陈维龙英文不好，却又碰到一位留学日本的英文老师。他一直记得这位老师教的英文对话：“请问先生贵姓？”(What　is　your　honourable　sirname？)“敝姓陈。”(My　humble　sirname　is　Chen.)

　　让陈维龙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教经学的江先生，背后被学生称为“江道德”。他最喜欢说“读圣贤书，所为何事？”为人确也规矩中正。遇有学生犯错，他并不责罚，反而约他们到家中喝茶，细声细气地讲道理给学生听，让他们记起自己的抱负和父母的期望。往往学生都“痛哭流涕，声明要痛改前非”。

　　暨南学堂的第一首校歌，据说歌词是游历南洋多年的康有为所写。不过陈维龙念书的时候，唱的校歌是另外一首《孔子颂》，歌词是“圣德与天齐，大哉孔子何巍巍，一匹夫虽未自称南面，救世心万古昭垂”。

　　暨南学堂的学生是没有了辫子的一群。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各省纷纷响应。驻守南京的张勋领着“辫子军”攻进南京城后，曾运来大炮对着暨南学堂。学堂赶紧把学生送到上海避难，大部分侨生返回南洋，小部分参加了革命军，而暨南学堂也因此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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