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在五洲大酒店海南代表团驻地，日本共同社中国总局记者斋藤真和《读卖新闻》东京本社中国总局记者末续哲也，向全国人大代表高之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通过和平谈判，达成协议，这就是办法。”十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国家海洋局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高之国回答。

　　在这次40分钟的采访中，日本记者提了一连串的问题，涉及东海油气田、钓鱼岛等。高之国一一作了回答。

　　这是今年中国两会上的一个场面——由于实行了更加开放便捷的采访政策，参加两会的代表和委员与境外记者打交道几率大增。

　　根据新的规定，今年，境外记者可以直接联系代表和委员进行采访，两会新闻中心还在其网页上公布了代表委员的驻地信息和新闻联络员名单及联系方式。这被认为是中国今年1月1日实施《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后的又一件具有开放性的事情。

　　据两会新闻中心统计，到目前，采访今年两会的外国记者及新闻官达到800多人，远远超过了去年。大会新闻组的人士注意到，这些外国记者旁听或采访两会，很少中途退场。

　　境外媒体为采访两会，大增人手，比如，NHK派出35人，从东京总部、上海和广州调来主力记者和摄影师，还特聘了翻译人员和速录员。新华社记者在会场上采访了数十位境外媒体记者，他们说，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中国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草案的审议以及其他热点问题，使本次两会备受关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认真对待境外记者来访。3月3日下午，在人大广东团的驻地会议室，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启权对全体代表说：“面对外国记者，大家应该落落大方展示个人形象和国家形象。”

　　在人民大会堂里，人们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在进门安检后，一群群境外记者便飞奔向会场或电梯。这回，仅NHK就专门派有4个人负责“跑步占位”，为专业记者抢占最为有利的拍摄位置。

　　一阵小跑、又一阵小跑——在大会堂东大厅，新加坡《海峡时报》记者蔡振峰累得顾不上抹汗，他对新华社记者说：“抓紧多采访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不同见解，时间宝贵，既要靠脑、更要靠腿。”

　　日本《北海道新闻》记者佐佐木与他的共同社和《读卖新闻》同行一样，采取了在代表和委员驻地“跑点”的办法。

　　“以前的两会，因为不知道代表委员住在哪里，会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新闻官是谁，所以经常联系不到人，主要是没有信息源，今年就有很大改善。”他说。

　　比利时摄影记者卡尔·凯泽说：“原来要很麻烦地申请才能采访，现在不用了。这是一个进步。”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奥嘉报道中国两会已经4年，她说：“今年两会期间的记者招待会形式很好，面对这么多记者的追问，他们会说出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

　　全国政协委员刘永好3月4日这天就见过近100名记者，他的秘书也证明这个数字“不夸张”。港澳台和外国记者问刘永好最多的是有关物权法草案的问题。刘永好说，有再多记者问他也会耐心讲，因为“这是件好事”。

　　全国政协委员詹思禄来北京参加两会没两天，就被路透社记者盯上了。路透社抢在其他媒体之前专访了这位中国天主教闽东教区主教。他说，中国宗教界是开放的，他可以说他想说的话。

　　今年，外国记者关心的问题不仅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在江苏代表团驻地北京五洲大酒店，佐佐木提出了“中国的独生子女们是不是都被打上‘任性’的烙印”的疑问。

　　接受采访的人大代表、江苏省姜堰市实验小学副校长楼文英向佐佐木解疑释惑。从独生子女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楼文英用事实告诉日本记者“中国的独生子女未必都任性”。

　　“谢谢你让我对中国的教育有了更深的了解。”采访结束后佐佐木很友好地与楼文英握了握手。

　　楼文英说，她本来不想接受采访，因为她觉得外国记者可能总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现在觉得与他们交流也是一件好事，可以消除误解。”她说。

　　香港《亚洲周刊》记者邓伟志说：“外国记者的多少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开放度的标志。从今年的两会看，中国正在成为全球记者向往的地方之一。”(海明威、程云杰、魏武)